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云计算基础设施的普及和数字计算技术的突破,数据媲美石油逐步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基础“能源”,数据资源成为国家希望控制的重要战略资源,而各国竞争也从商品和物质逐步转向对数据的管理和控制。但是单个的数据并不能被社会化大生产所利用,数据的价值只有通过流通形成的数据链条才能最大限度地被发掘出来。但是随着斯诺登事件的爆发,数据保护逐渐成为全球性话题,如何平衡数据的商业化利用和存储、流通过程的数据安全之间的关系,也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为了应对个人信息保护和技术创新发展,各国在立法层面都作出了积极地探索。本文正是基于数据的跨境流通,旨在厘清数据主权概念、特征及价值,通过比较主要国家(地区)及其之间关于数据主权的立法现状,梳理出不同制度构建的主要特征与价值选择,寻找数据主权的边界进而为我国的数据主权确立与保护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的主要讨论如下:第一章主要对于探究数据主权的理论基础和相关概念。主权理论在大数据时代面临着严重挑战,受到了来自技术和商业的双重风险。在这个背景下,虽然不乏否定数据主权的声音,但是数据主权的数据主权的确立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不仅是主权国家维护其权威和合法性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国家主权独立性和合作性的重要载体,还是有效规制跨境数据流通的战略性需要。进而界定数据主权的基本概念,具体而言数据主权存在着主体性权力冲突,数据主权在内涵上则包括数据控制权和数据管理权。第二章实质上都在寻找数据主权的边界,弄明白跨境流通的数据以什么样的依据纳入主权的管辖范围。第一节着重探究国家层面的数据主权立法实践,从世界各国现行的数据主权立法实践中,归纳出目前跨境数据流通规制的两种主要标准——“数据存储地”标准和“数据控制者”标准,并以俄罗斯和美国两国的立法实践为具体案例,展现两种标准下的国家立法渊源、发展以及在实际表现上的差异。然后根据这两种不同的标准来对国家层面保护数据主权进行一定的思考,目前两种标准有融合的趋势,不同标准的选择从根本上还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第二节是探讨国际合作中的数据主权,目的是从不同的视角展现不同的数据主权边界。在这一部分,首先是对于欧盟这一特殊主体的阐释,在域内欧盟倡导的是数据自由流通,在域外欧盟则是通过GDPR制定了严格的数据流通标准。其次是以欧美之间、亚太之间的合作为例,通过介绍《安全港协议》《隐私护盾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APEC《跨境隐私规则体系》等双边、多边的合作机制来展现不同的立法导向和合作需求。第三章是在梳理国外立法实践的基础上探讨中国的数据主权制度现状和不足之处。在一开始就梳理目前国内关于数据主权的立法现状,并以最近实施的《网络安全法》第三十七条为例子,具体说明我国现在数据主权保护的倾向和立场。在这基础上,思考我国目前对于跨境数据流通规制的不足之处,具体包括数据主权制度性缺陷、立法中过于倾向数据本地化存储、安全评估规则不明确以及缺乏国际合作机制等。并就数据主权保护的焦点问题进行解析,在实际中既要考量数据流通与数据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也要考量数据控制者——跨国互联网公司在数据流通中起到的关键作用。第四章是借鉴国外经验,从基础性原则和可行性举措两个层面尝试提出今后一段时间我国该如何加强数据主权保护。其中具体原则主要包括数据安全原则、必要谦抑原则和利益均衡原则。可行性措施则是从国内法构建和国家合作两个方面展开,在数据主权的国内法构建中主要包括:制定和完善数据主权立法、坚持数据存储地标准兼采控制者标准、完善跨境数据流通安全评估规则体系以及有效确立数据控制者义务和数据共享。在未来的数据主权国际合作中,我们要增强相关规则的制定权和话语权,推动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