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转轨,从农村土地中分离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他们在为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却并未得到相应的回报,这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外出积极性,造成“民工荒”等一系列问题,也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对农民工的幸福感和生活水平、工作条件进行研究,对改善农民工生活现状,提高民工满意度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意义重大。但是,目前关于农民工幸福感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就其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来说,也多是停留在对农民工生活现状的描述与探讨上,更多是就某一方面的农民工问题展开论述,并探讨解决之道,对影响农民工可行能力与幸福感的研究和分析也主要体现在一些表象上,对政治自由、社会机会、防护性保障等可行能力方面的因素挖掘不够。本文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从制度、机会等可行能力层面发掘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的内在原因,以重构真正适合农民工幸福感的指标评价体系。可行能力理论作为一种新兴理论,在解决贫困问题、发展问题、社会保障和权益缺失问题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不仅克服了传统理论以偏概全、关注表象的缺陷,更能从宏观上把握问题的脉络,抓住问题的本质。鉴于此,本研究尝试着将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与幸福感理论进行融合,从可行能力角度探索影响农民工幸福感提高的深层次因素,不仅对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意义重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理论研究的空白,扩展了可行能力理论和幸福感的研究范围。在论文构思上,本文先对可行能力理论和幸福感理论的相关知识进行阐述,探讨将二种理论结合起来研究的方法和途径,界定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接着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杭州是典型行业的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以发现问题,收集数据,探索杭州市农民工的可行能力现状和幸福感水平,验证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构建幸福感的各个维度与和可行能力五种工具性自由之间的回归函数。本文理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幸福感研究与可行能力理论的融合及基于可行能力视角的幸福感指标体系的构建;实证研究的重难点在于问卷的设计和样本的准确选取,由于可行能力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几乎没有成熟的量表可供参考或借鉴,因此问卷设计难免存在偏颇,加上样本调查困难及调查对象填写的随意性,很难收集到有效的数据,信度检验很难达到理想的水平。本研究假设幸福感的三个维度(一般认为幸福感水平分为6个维度,本文为研究方便,在问卷设计和分析时将其归为3个维度)与可行能力的五个维度(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障、防护性保障)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并通过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使其得到一一验证。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方差分析,本研究发现除了年龄和外出时间对农民工的可行能力状况没有影响外,性别、文化程度、所在行业都对农民工可行能力方面的差异存在一定影响。在农民工幸福感现状方面也存在类似的结论,即年龄和外出务工时间对农民工幸福感没有影响,性别、文化程度、所在行业影响农民工个人资源方面的幸福感,而婚姻状况则对农民工的社会环境幸福感产生影响。通过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本研究发现除了生态环境幸福感与政治自由维度的可行能力没有相关关系外,其他维度可行能力(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都与农民工幸福感存在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的回归分析还发现,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对农民工个人资源方面的幸福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防护性保障和社会机会对农民工的社会环境幸福感和生态环境幸福感都存在预测作用。最后,本文从利益表达、权利参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提升农民工的可行能力和幸福感水平,并指出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改进方向,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