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刊》的诗歌世界里，“工农兵”不但是一个异常重要的意象，而且关于它的想象及其不断走向完型化的价值形象，从一开始就被赋予对审美实施超越的特性，并有效地参与到“十七年”民族文化和时代理性的重构过程之中。本文认为，《诗刊》(1957—1964)的“工农兵诗歌”创作，是“十七年”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考察“工农兵诗歌”想象方式的前后变化和这一形象的价值化过程，可以促使我们深入探察并有效把握“十七年”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具体文学创作中的显现方式，以及特定文学现象与时代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诗刊》的“工农兵诗歌”，就创作主体(诗人)的“想象”而言，实际经历了“想象的工农兵”与“工农兵的想象”两个阶段：从1957至1958年，是“想象的工农兵”逐渐走向符号化的阶段；1959年至1964年，是诗人以“工农兵”(准“工农兵”)姿态对“工农兵”进行“再想象”的阶段，即“工农兵的想象”阶段。在《诗刊》的工农兵诗歌世界里，“工农兵”不仅是被放大描摹的现实对象，同时又是激发主体想象和凭借想象被不断建构的理想对象。诗人通过对“工农兵”的想象及其在想象中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吸纳，从而实现有效介入生活的欲求和拥有重构时代文化的权力。在“十七年”“政治——文化”语境中，“想象的工农兵”走向符号化是时代必然。“符号化”“工农兵形象”的确立与普泛化，与特定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现代理想确立和符号权力的生成等都有着有密切关系。随着“十七年”文学思潮发展的日趋激进化，诗人以“工农兵”姿态想象的“工农兵”形象呈现出一种“完型化”趋向。这种“完型化”的工农兵形象，在帮助权力主体实现政治思想文化一体化和塑造新的民族国家精神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