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和劳思光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们对于中国哲学饱含热忱,并为之付出了一生的努力。他们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有深刻的见解,对中国哲学史的构建有独到的方法。冯友兰和劳思光荀学观的基础是他们的中国哲学观,即对中国哲学精神和基本方法的阐释。本文通过对比冯友兰和劳思光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解读,阐释二人对于中国哲学特色的不同把握;通过对比二人构建中国哲学各具特色的方法的研究,把握二人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整体思路。本文的核心是通过比较二人截然不同的荀学观,挖掘其深层的原因。冯友兰和劳思光对荀学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一个以褒扬为主,一个以贬斥为主。背后所反映的不仅是二人对于荀学乃至儒学的看法,更反映了大陆和港台学者对于儒学乃至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不同见解。研究冯友兰和劳思光的荀学观,不仅仅关涉到荀学、儒学、中国哲学精神等问题,更关涉到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的选择问题。近年来学界出现了一些消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声音,他们更倾向于用中国语言诠释中国思想,即“以中释中”,认为这样才能使得中国哲学的特性更加突出。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非无可挑剔。“以西释中”是中国哲学史摆脱一般学术史而走向独立化和现代化的标志之一,而冯友兰和劳思光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也正是采用了这种诠释方式。建国后,冯友兰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诠释中国哲学,港台地区学者延续了“以西释中”或“中西互释”的方式。无论是“以西释中”或“中西互释”还是“以马释中”,都是中国哲学走向现代化的标志。那么,中国哲学史学科现在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在反思“以西释中”、“以马释中”、“以中释中”三种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这是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比冯友兰和劳思光的荀学观,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