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儿童期性侵犯与中国女性复发性抑郁症的风险关联研究--中国儿童性侵犯与抑郁症目的在西方国家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了儿童期性侵犯(childhood sexual abuse, CSA)增加了抑郁症(Major Depression, MD)的发病风险,但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是否也是如此呢?方法对中国53家精神专科和综合医院的1970名抑郁症患者和匹配的2597名对照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牛津大学和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VCU)合作编制的访谈系统,对所有的研究对象进行面对面结构性访谈,根据精神疾病诊断统计手册第四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4th Edition, DSMIV)诊断标准,对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纳入病例组为研究对象,对其抑郁症症状进行编码。对抑郁症研究组的抑郁症(major depression, MD)、广泛性焦虑障碍(general anxiety disorder, GAD)、惊恐障碍(panic disorder, PD)、恐怖症(phobia)、心境恶劣(dysthymia)及产后抑郁(postpartum depression)进行评估。对病例组和对照组进行生活应激事件(stressful life events)、抑郁症家族史(family history)、父母亲情关系问卷(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 PBI)和社会生活(social life)的评定。采用匿名问卷形式,来访者填写CSA的问卷,通过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线性回归(linear regression)和泊松回归(Poisson regression)计算线性回归和泊松回归的回归系数、逻辑回归的比值比(Odds Ratio, OR)和95%可信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s,95%CI),以此判定抑郁症和儿童性侵犯之间的关系。结果任何形式的CSA都和复发性抑郁症有关联(OR=3.26,95%CI:1.95-5.45),而且随着CSA严重程度加重,CSA和抑郁症的关联会更加增强,非接触性CSA(OR=2.47, 95%CI:1.17-5.23),接触性CSA(OR=2.77,95%CI:1.32-5.83)、和性交CSA(OR=13.35, 95%CI:1.83-97.42)。在控制了抑郁症的家族史、儿童情感忽视、儿童躯体虐待和父母亲情关系之后,任何形式的CSA和抑郁症的关联仍然非常明显(OR=1.86,95%CI: 1.06-3.29)。经历CSA的抑郁症患者发生抑郁症更早,抑郁症发作时间更长,并且严重程度更重,更大的风险共病广泛性焦虑障碍(OR=1.92,95%CI:1.39-2.66)和心境恶劣(OR=2.16,95%CI:1.52-3.09)。结论CSA与抑郁症有很强的关联,并且随着CSA的严重程度加重,这种关联增强。经历了CSA的抑郁症患者会更早的罹患抑郁症并且抑郁症发作时间更长,有更大的风险共病广泛性焦虑障碍和心境恶劣。虽然不能排除有汇报偏倚,但是本研究的结果证实了中国CSA显著增加了抑郁症的发病风险,这与西方国家的研究结果一致。第二部分家庭功能不良与儿童期性侵犯的风险关联研究目的在西方国家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了儿童期性侵犯(childhood sexual abuse, CSA)与儿童成长期间的家庭功能不良有关,但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家庭功能不良是否是CSA的发生危险因素?哪些因素影响最大?方法在中国53家精神专科和综合医院收集的1970名抑郁症患者和匹配的2597名对照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牛津大学和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VCU)合作编制的访谈系统对父母亲情关系(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 PBI)、儿童期躯体虐待和儿童期情感忽视条目进行评定。采用匿名问卷形式,来访者填写CSA的问卷,评定CSA以及CSA的严重程度。在任何CSA与父母亲情关系、儿童期躯体虐待和儿童期情感忽视之间,通过建立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和有序回归模型(ordinal regression),计算回归系数、比值比(Odds Ratio, OR)及其95%可信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s,95%CI)来判定父母亲情关系、儿童期躯体虐待和儿童情感忽视与儿童期性侵犯之间的关系。结果任何CSA都与母亲的关爱程度(0R=0.69,95%CI:0.61-0.79)和父亲的关爱程度(OR=0.75,95%CI:0.67-0.85)呈负相关,母亲的控制程度(OR=1.28,95%CI:1.13-1.44)呈正相关。性交形式的CSA与父亲的控制度(OR=3.26,95%CI:2.00-5.29)和母亲的控制度(OR=3.26,95%CI:2.00-5.29)明显呈正相关；任何CSA都与儿童期躯体虐待(OR=6.69, 95%CI:4.37-10.26)和情感忽视(OR=4.65,95%CI:3.3O-6.55)呈正相关；最严重形式的CSA和儿童期躯体虐待(OR=13.37,95%CI:3.94-13.11)和儿童期情感忽视(OR=7.19, 95%CI:3.94-13.11)明显呈正相关。结论在中国CSA与儿童期家庭功能不良有明显的关联,随着父母关爱程度越少,父母控制度越高,CSA的严重程度加重。儿童期性侵犯同时与儿童期躯体虐待和情感忽视高度相关,其中儿童期性侵犯与儿童期躯体虐待关联性最高。第三部分儿童期性侵犯与神经质和生活应激事件之间的关联研究背景西方国家研究发现,儿童期性侵犯可能增加了神经质程度和应激事件的敏感度,从而导致抑郁症的发生。但是在中国,是否儿童期性侵犯会影响婚姻质量,增加了神经质程度,并且增加了成年期对应激事件的敏感度?方法在中国53家精神病专科和综合性医院收集的1970名抑郁症患者和匹配的2597名对照进行问卷调查,评定CSA以及CSA的严重程度。对所有的研究对象进行面对面结构性访谈,按照DSMIV诊断标准,按照抑郁症的诊断标准纳入研究对象,对其抑郁症症状进行编码。采用牛津大学和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VCU)合作编制的访谈系统,对抑郁症组和对照组进行生活应激事件(stressful life events, SLE)、社会生活(social life)(?)(?)神经质量表进行评定。在CSA与婚姻质量,生活应激事件和神经质之间建立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在婚姻质量,生活应激事件和神经质与不同形式的CSA之间建立有序回归模型(ordinal regression),计算回归系数、比值比(Odds Ratio, OR)及其95%可信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s,95% CI)。结果CSA与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为：任何形式CSA都与夫妻关系紧张(OR=1.35, 95%CI:1.20-1.52),争执(OR=1.28,95%CI:1.15-1.45)和要求增多呈正相关(OR=1.41, 95%CI:1.25-1.59),随着CSA严重程度加重,这种正相关程度加重；最严重形式CSA与夫妻关系紧张(OR=3.13,95%CI:1.85-5.26),争执(OR=2.13,95%CI:3.57-1.27)和要求增多(OR=4.00,95%CI:2.33-7.14)正相关最强；任何形式CSA与神经质(OR=1.10,95%CI:1.07-1.12)及其多种应激事件有关。随着CSA严重程度加重,神经质程度更高,并且性交形式的CSA与成人后的强奸关系更加密切(OR=9.94,95%CI:5.46-18.10)。结论经历了CSA的女性更加容易经历夫妻关系紧张,夫妻争执增多,要求增多。经历CSA也会增加神经质程度,更加容易增加经历严重的生活应激事件。因此,CSA增加了神经质,同时增加了成人发生婚姻困难和遭遇生活应激事件,可能部分的解释了CSA增加了抑郁症的发生风险。这和西方国家的研究结果一致。第四部分中国人群的儿童期性侵犯量表信度研究目的在中国,很少有研究来评价儿童性侵犯的严重程度和影响。首先要选择合适评价CSA的工具来对CSA进行评估。本研究在临床抑郁症病人和对照中,探寻儿童性侵犯量表的信度。方法采用Martin设计和Kendler修订的CSA量表,对49名抑郁症病例和21名正常对照进行先后间隔一年时间的两次询问,第一次采取匿名问卷调查,第二次采取电话访问的方式。先后两次访谈结果的数据进行比较,得出kappa系数值来进行判断测量-重测信度。结果在临床的抑郁症和对照样本中,进行CSA量表测量-重测信度检验Kappa系数为0.71,在49名抑郁症病例和21名对照中进行的测量-重测信度检验,Kappa系数分别为0.64和0.91。结论本研究采用的CSA量表在中国具有较好的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