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论家克里斯蒂娃(Kristeva)于20世纪60年代末首次提出的互文性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文本理论是互文性理论的最初形态。随后巴特(Barthes)、德里达(Derrida)、热奈特(Genette)等都提出了相关的主张,形成了不同流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互文性被引进翻译研究领域,这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互文活动,原文本和译文文本就是互文本。《浮生六记》是沈复的一部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其中包含了很多互文符号的印迹。林语堂的译本备受关注,并且中国英文爱好者和学习者对之多有研究。但是白伦、江素慧的译本却很少有人关注。近期来白伦、江素慧更加完善了其译本并加入了大量的注释和地图,所以比较两个译本的互文性翻译很有必要和意义。互文性强调的是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不同的译者会对同一个文本基于不同的先前经验、理解和考虑采用不同的翻译形式。但无论如何,一方面,译者为了保证具体文本阐释的合理性和可读性,常常需要参照与此一文本相关的彼一文本,这里的彼一文本在本论文中指的是文学作品、文类范畴或整个文学遗产。另一方面,译者又必须充分考虑译语读者的接受心理。在阅读文本时,读者总是带着先前的经验进入理解过程。而这个先前经验正是建构在读者记忆中由众多先前文本组成的互文关联网络之上。译者要么引导读者更新自身的经验结构,了解文本在原语文化中不同于译语文化的互文关联,满足他们对异域色彩和异域情调的期待心理;要么在译语文化中寻求与原语文化相似的互文关联,投合读者的先前经验,充分体现译文的可读性、易理解性。也就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是翻译中的两种策略,对于同一个文本中的同一个互文符号不同的译者的也会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本文从互文性的角度,采用描述翻译学的方法分析不同的译者如何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翻译同一文本中同一互文符号。得出如下结论:译者首先应该识别原文中的互文符号并运用自己的先前经验传达给读者;在传达互文符号的过程中,《浮生六记》两个版本的译者都充分做到了灵活运用归化与异化的策略;与文化紧密相连的互文符号在两个译本中得到了成功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