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产能过剩通常是工业部门闲置产能超过某种合理界限的现象，一定程度的产能闲置有助于调节和平滑需求波动。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产能过剩呈现出周期性的特点。当经济总需求处于上升周期时，供不应求使得企业的盈利能力上升和库存下降，对未来乐观的预期导致企业纷纷举债追加投资和扩张产能。一旦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有效需求出现大幅萎缩，前期追加的投资和扩张的产能出现积压，难以在较短时间内进行消化，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将会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同质化的产品会形成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导致工业品价格大幅回落，企业库存积压严重，行业利润大幅缩减。企业经济效益随之下降，大量企业出现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关门的现象，行业发展和宏观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寒冬期”，而这种严峻的形势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很难发生根本改善。随着产能过剩问题的积累和加剧，工业行业陷入濒临破产边缘，企业实行的大幅裁员政策将导致社会出现大批失业人员，市场经济秩序陷入混乱，危及社会稳定发展。　　产能过剩在导致工业经济效益下降的同时，极大的改变了企业征信信息。财务状况的快速恶化，导致大量企业偿债能力出现明显下降，信贷违约风险事件增多，给银行业甚至整体金融系统带来较大风险。产能过剩问题的加剧和扩展，将加强银行的顺周期行为，工业企业再融资压力增大，出现资金断裂风险，信贷资产质量进一步下滑。此时，金融体系所固有的脆弱性在抵抗外部压力时充分暴露，极易触发金融系统风险，而当金融系统风险上升超过一定阈值后，金融机构难以承担重负，金融危机随之来临，进一步造成实体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甚至引发政治危机。因此，分析和讨论产能过剩对金融风险的传导机理，研究产能过剩与金融风险的内在关系，对于防范产能过剩风险，建立健全金融宏观审慎体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本文基于国内外文献的研究基础上，采用产能利用率水平衡量产能过剩。首先利用定性的方法分析了我国产能过剩的现状，因我国尚未有披露正式的产能利用率数据，因此采用中央银行公布的景气扩散指数和国家统计局的设备利用率进行分析。相关数据表明，我国正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我国的产能利用率水平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同时也低于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我国产能过剩已呈现出行业面广、过剩程度较高等特点，产能过剩开始从钢铁、有色、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向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产业扩展，部分行业产能利用率不到75％。本文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产能过剩带来的主要危害。当前产能过剩不仅导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回落，抑制了经济增长，同时也导致我国生产领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紧缩现象。此外，产能过剩的加剧导致了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明显下降，债券违约风险事件增多，整体行业面临较大的兑付压力，在高杠杆的作用下，可能引发金融系统风险。　　本文基于现实基础的讨论和分析，研究了产能过剩对金融风险的传导机理，填补了当前理论上的空白。总体来说，产能过剩导致金融风险主要经历了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在产能过剩前期，工业品价格的下降导致企业经济效益大幅下滑，企业财务状况出现恶化，偿债能力退化明显，形成了较大的信贷违约风险。在产能过剩中期，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导致银行业顺周期行为的加强，造成银行体系内部流动性过剩风险增大。并且这种信贷紧缩的政策加大了企业再融资压力，迫使其转向影子银行融资，金融风险外溢扩大。在产能过剩的中后期，大批企业濒临破产，触发政府维稳的底线，各地政府不惜动用行政干预手段迫使金融机构对其救助，导致信贷资产质量进一步下降，金融风险问题凸显。在产能过剩的后期，产能过剩导致资产价格极速下降，物价的大幅度回落致使企业债务真实成本上升，经济体系陷入“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最终必然引发金融系统风险。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了协整法测度了我国工业30个细分行业2003-2014年的产能利用率水平。由于缺乏细分行业的银行信贷数据，本文采用固定资产投资国内贷款间接性代替信贷数据。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工业产能过剩与固定资产国内贷款进行实证分析，目的在于考察已有的过剩产能是否能够自动抑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商业银行是否已采取紧缩信贷的措施。研究表明:不论是轻工业，还是重工业，过剩产能对固定资产投资国内贷款均产生了抑制作用，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但是轻工业的系数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而且重工业对固定资产投资国内贷款的抑下作用强于轻工业，本文认为这可能是由行业异质性所致。相较轻工业而言，重工业属于生产资料领域，其有投资规模偏大、资金回笼时间较长、高耗能、高污染等问题，因此面临的“惜贷”更为严重。此外，贷款利率对固定资产投资国内贷款其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说明资金成本仍然是目前工业行业考虑的主要因素，侧面说明了我国工业产能过剩尚未导致企业不惜成本进行借贷的极端行为出现。　　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本文假定用电量和资本服务使用量成固定比例，利用利昂惕夫型生产函数测度了我国29个省份1999-2014年的产能利用率，测算结果显示，部分地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基于此，本文从银行层面和金融系统层面实证分析了工业产能过剩对金融风险的影响。在银行层面上，本文探讨了政策性剥离、核销、统计口径等因素对银行账面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最终选取了2006-2014年各地区不良贷款率的变化作为衡量银行信贷违约风险的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工业产能过剩将导致不良贷款率上升。而在地区分组的回归结果中发现，西部地区产能过剩对不良贷款率变化的系数并不显著，本文认为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原因是金融资源分布不均，西部地区融资主要依赖银行，较为欠缺其他融资渠道，因此当工业产能过剩导致信用风险发生时，各方会尽力予以挽救，防止其破环当地的融资环境和面临的来自金融机构的惩罚。此外，不论是全国，还是地区分组的回始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对不良贷款率产生了显著为正的影响，表明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投的不对等，有着强烈干预地方金融资源配置的动机，较强的政府干预会弱化银行市场化运作，导致信贷资产质量明显下降。　　在银行层面的风险基础上，本文根据《巴塞尔协议Ⅲ》和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分析，利用信贷余额/GDP作为衡量金融系统风险的指标。在收集和整理了我国29个省份1999-2014年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对工业产能过剩与金融系统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产能过剩与高杠杆相互强化，导致信贷规模激增，工业产能过剩加剧了金融系统风险的积累，金融系统并不稳定。同时，地区分组的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工业产能过剩对金融系统风险的影响较大，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总量和信贷总量庞大所致。此外，本文发现控制变量中的外商直接投资与金融系统风险成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银行贷款的作用作为成为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但是地区分组回归结果却表明，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对金融系统风险的系数并不显著性，本文认为这可能与西部地区交通、生活等基础设施及市场容量有关，外资并未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信贷资源仍主要来源于银行。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建立健全产能利用率的统计监测制度和信息发布制度;调整银行信贷结构，建立健全逆周期资本监管机制;适时推进“去产能”进程，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适时推进财税体制和官员考核机制改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