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铅矿生产的核心区在贵州西北部,该区承载了清代绝大部分的铅矿供应。清代黔铅开发得以进行的原因主要有三项:在清前期整体矿业政策的由“禁”转“弛”,清代国家对铸币与火器制造原料的需求,清代国家对黔西北以军事行动为主要手段推进的“改土归流”。黔铅开发是清代国家以持续、稳定地获得铅矿为目的、官民共同参与的铅矿开发活动。在开发过程中,出现了一批由商民呈请开采、官府进行管理并收税的铅厂。铅厂是官府进行管理和抽课收税的基本单位,清代国家通过行政管理制度和奏销制度对铅厂内的生产、治安、收买、收税诸情况进行管控,而矿民则负责生产和纳税。为了供应清代国家对铅矿的需求,诞生了黔铅“京运”、“楚运”和川黔采买制度:地方官府将铅矿从贵州产区直接解运到京师供铸和转运到四川永宁、湖北汉口供各省采买,通过这种方式,黔铅满足了全国大部分的铅矿需求。黔铅开发除了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外,对贵州和黔西北地方社会也造成的影响。在黔铅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利润主要被清代国家所获得,成为了贵州地方财政的重要帮补,而矿民获利较少。对黔西北地方社会而言,经过黔铅开发,改善了黔铅核心产区的黔西北的交通条件、促进了黔西北地区外省汉人移民的聚集和商品经济、场市的发展;但相应的,黔铅开发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人群的纠纷,也成为了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