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考古学界长期以来对中国及周边国家、地域文化的研究中,往往从中原中心的角度出发来分析问题,研究多偏重于北方地区,对海洋文化的探索也多围绕“海上丝绸之路”展开。因此,本文拟从岭南地区入手,运用考古学类型学与文化因素分析法,在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力求客观地阐述我国南方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因素、评价其在历史中的应有地位,并探讨秦汉时期海洋文化因素对我国岭南地区文化面貌的影响,文章共分为六部分进行论述。绪论部分,文章首先厘清了“海洋文化”的概念与其发展脉络;之后分析了“岭南”的名称起源,并结合历史文献,认为秦汉时期“岭南”地理范围曾有过多次变化,据此提出了“在探索秦汉岭南地区文化现象的时候,应将现在越南北部地区也一并纳入讨论范围,在历史地理学的版图框架下展开研究”之观点;最后在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说明了本文的选题意义、时空范围、研究方法。海洋文化因素的流动离不开船舶,古人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决定了其对海洋的利用能力,文章第二部分从与造船、航海相关的考古材料入手,讨论了舟楫元素和航海传统在岭南地区海洋文化中的体现。该部分通过对早期独木舟、东山西汉彩绘楼船模型、羽人划船纹饰提筒器等考古资料的整理,认为岭南地区在先秦时期就己经成为了我国南方沿海地区的航海中心,且具有远洋航海能力的船舶至迟在西汉末年便已在该地区出现。同时,通过对越南瓯骆国封溪遗址附近发现的大量船棺葬、广州考古发现的多处大型南越国时期石构建筑遗址的分析,文章认为舟船为主的交通工具,不仅改变了当时岭南地区居民的社会生活,也深刻影响了当时岭南地区的文化面貌。文章第三部分主要研究秦汉岭南地区金银器中的海洋文化因素。文章首先整理了秦汉时期外来金银器皿的考古发现概况,主要对南越王墓与波斯帝国出土的金银器皿风格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该南越王墓的器皿应是在安息帝国制作,而后传入中国岭南地区的。之后,文章对岭南地区出土的秦汉时期粟粒金珠饰物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将其中典型器与巴基斯坦塔克西拉遗址珠宝窖藏、越南俄厄遗址出土的金珠进行对比,认为广西贵港深钉岭出土的多面金珠应由印度地区舶来,其他粟粒金珠饰物则极有可能来自“印度-南海-贵港-岭南”的传播路线。文章第四部分主要研究秦汉岭南地区玻璃器中的海洋文化因素。首先依据化学成分分析结果,分析了中、西古玻璃系统的差异;随后,对考古材料中岭南地区出土的秦汉玻璃器进行了统计,根据功用将其分为三类:装饰品、日用品和容器;最后,对这些玻璃制品的来源进行了分析,认为岭南地区发现的钾玻璃器与钠钙玻璃器均来自海外,其产地可能在西亚或古罗马,也有可能就在东南亚海洋岛屿地区。并通过岭南地区与泰国、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玻璃制品的比较研究,分析认为秦汉时期西方或东南亚地区的玻璃制品,主要通过两条海上路线向我国传播,一条沿中南半岛沿岸一路向我国的广西、广东传来;另一条沿印尼、菲律宾一线传到我国台湾。文章第五部分主要以汉代岭南地区的胡人俑材料为中心,对岭南地区胡人俑的族属与族群迁徙路线进行研究。该部分首先系统地对广州汉墓中出土的胡人俑资料进行统计整理,将其分为了侍俑、劳作俑、武士俑、托灯俑(俑座灯)、镇墓俑、抱婴幼儿俑共六类,并依托典型器物,对各类型俑的人物形象特点进行了分析;在胡人托灯俑的部分,文章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将其分为A型:单手托灯盘、B型:手头并用(Ba型:手扶灯盘、Bb型:手托灯盘)、C型:头顶灯盘三种类型,分别加以研究。最终依据考古资料,文章对秦汉岭南地区胡人俑的族属、社会职能与迁徙路线做了讨论,认为岭南地区出土的汉代胡人俑所表现的胡人形象主要来自印度,他们极有可能通过南海地区海洋路线到达岭南地区,其社会角色可能是由南海、印度地区贩卖而来的“家奴”。在他们的族群流动中,携带了多种物质、技术、艺术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对我国早期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文章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结合考古与文献资料,说明了海洋文明对于岭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