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制铜版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的出现,是历史上一系列偶然性事件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必然性事件。它是十八世纪初康熙皇帝亲自任命马国贤等人在沈崳版避暑山庄木刻图咏的基础之上运用西洋铜版画线蚀技法进行制作的铜版画。因其是最早在清朝宫廷制作完成的西洋铜版画,所以在中国版画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本文运用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等方法等方法对《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铜版画展开艺术研究,试图通过对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铜版画本体艺术语言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中国审美精神进行分析,来阐明铜版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在中国铜版画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本文第一部分通过西洋铜版画来华过程的简述、康熙皇帝美术态度以及其对避暑山庄喜爱程度的分析和马国贤传教士受命制作铜版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的史实等内容说明铜版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所产生的相关历史背景。第二部分从该组铜版画的制作工艺、与沈崳版木刻三十六景诗图之间的比较和诗图各图之间的比较三个角度,对铜版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中所运用的制作工艺、艺术语言和其画面中所呈现出的不同艺术风格等各艺术方面展开分析。第三部分将康熙皇帝三十六景诗中所表达的中国文化内涵与避暑山庄的“意念化空间”建筑美学特点进行结合以阐释铜版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中所蕴含的中国美学精神。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笔者对铜版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进行艺术研究后的思索,其中包括铜版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出现的必然性和其不同艺术风格所形成的原因等内容。通过对铜版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艺术形式和内在精神的分析,避暑山庄三十六景铜版画中诗与画结合的意境美跃然纸上,虽然作为中西方绘画交流之初的试验品,但是铜版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吸收双方绘画之所长并将其成功结合,实为中西方绘画结合的典范。在分析铜版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西画、西法中国画和中西画结合三种不同艺术风格所形成的原因过程可见,在不同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各民族艺术具有不同的审美特点,而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艺术形态是艺术家通过社会实践所表现的精神产品,青年艺术家应树立文化自信,在实践中努力吸取各民族文化之精华,全面提升个人修养,方能创作出具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