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行为问题一直是管理学领域研究的热点,而以辱虐管理为代表的负面型领导行为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辱虐管理由于其破坏性,会对员工的心理认知、行为表现等都产生较大影响,进而影响到组织的群体结构以及团体的凝聚力等。反生产行为是伴随着辱虐管理产生的一种负面的员工行为,会对员工个人发展及企业利益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新生代知识型员工来讲,由于该群体个性突出、价值观多元化,辱虐管理对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会更为突出。同时又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其反生产行为相较于普通员工来讲也更为特殊、更不易被察觉,所造成的后果的危害性也更为严重。目前,国内外已经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负面领导行为是导致员工偏离行为的重要的组织内部因素,也有学者认为辱虐管理能够正向预测员工反生产行为,但是关于二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和边界条件仍有被深入研究的必要。鉴于此,本文将以新生代知识型员工为研究对象,引入可能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以进一步探究辱虐管理对于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反生产行为的作用机理。以期填补以往研究的空缺,为企业人才管理提供实践路径。本研究在对辱虐管理和反生产行为国内外相关文献及理论回顾的基础上,引入犬儒主义和情绪智力分别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并提出本文的理论模型及研究假设。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不同省份、不同行业的391名新生代知识型员工进行数据收集,并利用SPSS和AMOS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终得到以下结论:(1)学历在辱虐管理和犬儒主义上存在显著差异,性别、婚姻、年龄、职位层级、工作年限以及月收入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于各变量的差异性影响均不显著;(2)辱虐管理对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反生产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犬儒主义在辱虐管理与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反生产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4)情绪智力负向调节辱虐管理对犬儒主义的影响,即当新生代知识型员工情绪智力的水平更高时,辱虐管理对犬儒主义的影响较弱;而情绪智力的水平更低时,辱虐管理对犬儒主义的影响较强;(5)情绪智力负向调节犬儒主义在辱虐管理和反生产行为间的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