祀产对于清代徽州宗族非常重要，它是宗族祭祀拜祖活动得以延续的关键。在形式多样的徽州民间合同中，出现了不少祀产合同。它基于族人对合同的尊重和信任而在宗族内部发挥着约束力。最为常见的祀产合同形式无疑为分家析产时众存产业的提留，家长在分家之际，保证了九泉之下依然能得到子孙的奉养。另一种情况则是子孙们对共同的祖先有伦理上的积极响应，并又相应的财产可提供，于是通过合同设置专门的祀产，并规定相关的管理规则等。前一种方式下，各支丁享受同样的祀产权利。后一种方式下，往往会根据对祀产贡献的大小按股分配祀产权利，分股颁胙，所颁之胙于是有了精神和经济的双重效应，胙股在族内可以交易。族人切不可盗卖祀产，这点不仅写进了大清律例，也在宗谱和祀产合同中明文规定，受到宗族的强力规制。一旦发现有此逆子出现，宗族将对其实施严厉的处罚。遭受处罚后，逆子在宗族内将不再受祖先的庇护，不再享有完整的人格，处罚重如“出族”者，甚至会对该逆子生存产生影响。古代中国人没有纯粹独立的发展选择，它必须依赖从家族到宗族的社会网络。中国人的自我实现正是以家为中心，然后推及房派、宗族、国、天下，一伦一伦的从生至死所依赖的社会网络之上。任何一个环节的忤逆都可能使个人遭受社会的排斥，人格不再完整。所以，中国人个性发展需要宗族支持，族群的强大是自我实现的重要基础和条件。这是族人争相设立祀产，并企图占据更多份胙的现实动力。清朝对祀产之设立采取宽容之政策，更加剧了民间祀产设立和添置之风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