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权是指专利权人对发明创造的独占权力,标准是一种社会公共准则,二者看似毫无关联。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专利与标准间天然排斥的关系相较于过去发生了变化,在信息科学、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二者逐步结合,确立了标准必要专利这一概念。标准必要专利作为一种与传统专利不同的新兴产物,迄今为止针对这一制度的法律规定尚不完善,这显著影响了法院对于标准必要专利纠纷的裁判结果,致使纠纷双方主体经常因利益分配问题出现矛盾。与标准必要专利这一崭新概念相关的法律争议可归结成如下几个方面:专利许可费用的计算、专利权人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禁令救济与专利权滥用等。作为一种解决标准必要专利纠纷的手段,标准必要专利默示许可可以解决上述争议问题。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专利权人主动申请或被动同意将专利纳入标准范围之内,与此同时专利权人未按照规定要求,向外告知其专利信息,在标准确定应用其专利后,专利权人声称适用标准从事生产、销售行为的专利实施者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使用专利,要求专利实施者就上述侵权行为进行赔偿,此时标准必要专利默示许可作为专利实施者反驳的理由,用于证明自己并未侵犯他人专利权。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85条试图确立标准必要专利默示许可制度,但第85条存在较多缺陷,最终定稿未保留该条规定。该条法律规定表明我国立法机构针对标准必要专利领域法律的缺失采取了一系列手段,用以协调纠纷双方的利益分配问题。上述专利法草案提及的标准必要专利默示许可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已得到一定运用,具备正当性及必要性。标准必要专利默示许可由诚实信用原则及信赖原则作为理论基础,构成一种双方法律主体间的合同关系,可作为一种抗辩手段应用于专利侵权诉讼之中,为解决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提供思路。时至今日,我国标准必要专利默示许可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成文法律法规的空缺对司法裁判带来了不利影响,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缺少裁判依据,多以法官的个人理解进行裁判,导致法院判决的公信力降低。为解决制度现存问题,本文分析域外标准制定机构的知识产权政策,搜集其他国家的司法判决,吸收域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公权力介入标准制定的特点,针对我国标准必要专利默示许可制度不足之处提出改良思路。首先需明确该制度的法律性质,确定制度的应用范围;其次需规定专利权人信息披露义务的内容、范围、时间等方面,为专利实施者的信赖利益提供保护;最后需设立多元化的监管与救济体系,并规范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