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现象频繁，对证券市场产生极为不好的影响。其实，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本意是为了提供更为准确全面的会计信息，提高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从而保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效果却不明显。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主要采取“追溯重述法”，由于该方法具有不影响当期损益的特点，因此容易被公司管理层用来用做调整当期利润的工具，以达到“按需分配”的效果。财务重述不仅会损害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降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还会导致公司的信誉低下，最终损害公司本身利益。而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之一是公司的治理结构不够完善，存在较多不足之处。因此，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与财务重述的关系是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保护广大利益相关者权益的不可或缺的议题。董事会秘书是上市公司对外沟通的窗口，肩负着信息披露的使命，但是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往往被忽视。2006年《公司法》（修订版）开始实行，设立专节增补了董事会秘书的相关规定，第一次从法律意义上确认了董秘的高管地位，而且明确规定了董秘的职责，其中最主要的职责之一就是办理信息披露事务。董秘对财务信息非常熟悉、了解，在与会计师事务所、券商、交易所、监管机构等的沟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实中很多董秘兼任财务总监，分管财务工作，因此，董秘功能的充分发挥能够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的实证研究往往集中在董事长、总经理或独立董事等角色，以董秘为视角进行研究的较少。因此，本文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出发，以董事会秘书为切入点，通过实证方法分析研究了董秘背景特征与财务重述行为的关系。本文沿着“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建议”的思路作为研究主线，首先对财务重述现状的严峻性及其研究的重要性进行了理论分析；接着整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并以高层梯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公司治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为理论基础，进一步分析财务重述问题，发现财务重述现象的研究必要性，并指出董秘背景特征与财务重述行为具有关联性；然后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3年数据（2010-2012年）的收集，共选取了296家发生财务重述的研究样本公司与296家未发生财务重述的控制样本公司作为对象，采用了变量描述性统计、配对样本T检验、Spearman和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以及稳健性检验等方法，考察了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董秘背景特征与财务重述行为的相关性。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董秘年龄与财务重述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并在10%水平下显著，即董秘年龄较高的公司明显能够起到控制财务重述发生概率的作用；董秘兼任情况与财务重述行为显著正相关，并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董事会秘书兼任本公司董事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位情况会加大财务重述发生的概率；董秘财务经验与财务重述行为高度负相关，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董秘具有财务经验的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低；董秘其他背景特征与财务重述行为的关系没有得到验证。本文的贡献在于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了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背景特征与财务重述行为的关系，选取了6个特征变量，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最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给出了相关建议：完善董事会秘书任免机制；明确董事会秘书的职责；建立健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价制度；优化股权结构，构建股权制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