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仲景学术思想与佛教医学思想之关联性,梳理二者在预防养生和治疗方面的关联性及特色,以冀对提高临床治疗效果起到实际意义。论文采用原著、文献分析法和理论研究方法,通过古今文献对仲景学术思想与佛教医学内容作比较,探讨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仲景学术思想内容博大,因此仅以疾病病因观、养生观、治疗观三部分内容与佛教医学作比较;而仲景治疗观部分以情志病之治疗为范畴,以配合对应佛医治疗"心病"之内容。佛教医学内容部分,首先对佛教医学作定义,其次是厘清佛教与医之关系,最后对佛医影响仲景的可能性作探析。通过对二者思想的关联性研究所得:在疾病病因观方面,对于人体之健康和发病的关键,仲景是以五藏元真通畅为内在之依据,即"内所因",此"内所因"以外的致病成因,涵括情志致病因素,皆归为"外所因"。简言之,仲景之学术思想是建立于人体元真、五脏、营、卫、气、血等朴素唯物论。佛医在疾病病因观方面,除了继承古印度哲学之元素学说(地、水、火、风),和三体液(tri-dosa:风vata、胆pitta、痰sleshma)理论外,更发展出不同于世俗医学,含有宗教色彩的"业报病"和"业因论"。业力学说是以阐述因果道理为目的,因果内容在时间观方面涵括三世,即过去,现在和未来。对应于病因学,今世的某些疾病,其病因时间观可溯源到过去世。佛医认为心是制造善、恶业之枢纽,所以教导心怀善念,对贫病苦者生起慈悲心,甚至教导对来探病的人要生起慈心,因为一切善念皆能影响身体的健康,对于疾病之康复更有辅助之作用;此外通过心的训练"正念"而生起的定心,是一种极善有力的业,除了能改善健康更有疗愈之作用。在养生观方面,仲景与佛医的"防治疾病"原则基本相同,都体现出预防胜于治疗的精神,从此最高治则所发展出的养生内容与机理方面都有相同、相通之处,皆体现了古老东方医学之精华,即中庸之道、天人相应、顺应自然和整体观等思想;无论在养生方面,或在治未病的广义预防医学中,以及治疗方面都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二者在养生意义上的相同处,主要体现在:精神养生、避邪养生、房事养生、饮食养生和保健养生等五方面,突出了预防胜于治疗的原则。精神养生,与佛医之正念禅修有相通之处,即通过调心,使身与心得到协调而获得养生的功效。静心守神,能使气充形固,提高人体免疫力,即正气充足邪不可干之意;而正念禅修,则通过专一心念所产生出好的"心生色"(cittasamutthanarupa)有益于养生,和疗愈疾病的功效。在治疗观方面,两者"治病求本"之原则如出一辙;不同的是佛医以"法药"(四圣谛、八正道、十二缘起等法)治疗贪、瞋、痴等烦恼心病;而仲景是以汤药治疗身体上的疾病为主,虽有治疗情志病之例,但皆通过草药汤剂为治疗的主要方法。当然,二者最明显的宗旨是解除人们身心上的痛苦。佛教开宗明义治疗内心烦恼,解脱生死为其宗旨,而佛陀之佛法是解脱烦恼生死的根本法药。佛教典籍中虽有部分内容与医药相关,但多"以医为喻"作为阐述佛教道理的方式,而非纯粹的医学理论;佛自己得病,或其他僧众患病,都会延请医师来治疗,此已说明佛医在狭义上,不属于一般主流独立的医学范畴。然而,从其对生命和疾病病因的认识观,佛经中的养生内容,乃至对内心烦恼的辨识和治疗,说她是生命"广义医学"更为贴切而不过。至于"佛教医学"之定义:是以佛法作为医疗内容核心的生命医学,治疗的着重层面是内心的贪、瞋、痴等烦恼。这是佛医的精髓部分,也是其特色,因为她能解决世俗主流医学所不能医治的贪、瞋、痴等烦恼病。从仲景的生活时间处于佛教对后汉社会有一定影响力的情形,加上"官至长沙太守"无论从时间,及其属于官臣上层社会阶级的因素推测,仲景绝对有机会接触佛教僧人,对佛教肯定不会陌生。以仲景"留神医药,精究方术""和"博采众方"的学习精神,对于佛教僧人随身携带,医疗保健功效出众的诃梨勒药果(haritaki),不可能视而不见,《金匮要略》诃梨勒方出于仲景是有可能之事。由于诃梨勒散方,仲景仅提方药和用法,未明"气利"之定义和其用药机理,导致后来注家有不同的注解。通过溯源古印度医学和佛医文献,发现诃梨勒对体风素失调而致的"风病"有特效,而病位主要针对"samana"部位,即胃、肠等因体风素失调导致的消化系统病症。诃梨勒治疗气利之机理,乃消化不良,食积所导致的下利,所谓"气"即体风素(vata)失调而致的胃胀气;而仲景是以"通因通用"之治则治疗气利。通过对诃梨勒溯源探究,无疑对临床用药提供了宝贵经验,拓宽用药之思路,破除了诃梨勒为固涩专用药仅适用于久病的观念。佛教医学最终没有很大程度渗入中医学,并影响中医学理论的发展,除了佛教医学传入时,汉代之中医理论已经形成一套成熟完备的体系外,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两者的治疗着重点不同,以及疾病病因观方面的差异性是其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