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作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主要将领之一,其抗日思想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他作为一个出生于没落地主家庭的孩子,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后在保定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的学习,促使其形成军事战略思想和爱国主义观念。正因这些影响再加上对蒋介石知遇之恩的感激,使陈诚的思想中又时常透露着忠蒋情结。陈诚抗日思想呈现着爱国主义、坚决抗战和忠于蒋介石领导的特征。九一八事变前后,陈诚对日本侵略表达出强烈愤慨和准备作战的想法。他毫不留情地批评张学良不抵抗行为,指责他对东三省的丢失负有重大责任。同时,他对徒具形式的国联自始至终并未抱任何希望。他认为抗战必须围绕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下进行,反对蒋介石的政敌们以抗战之名,行分裂之实。同时对于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也是毫不留情地痛下针砭,多次向蒋介石进言改革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弊端。陈诚抗战思想也体现四个层面：其一是“持久战消耗战”思想,认为中国的应战对策便是要打破日本“速战速决”的企图,实行持久战,把日本拖入长达数年之久的战争中,使其不得不分散兵力于中国各处,陷于中国广袤的国土之中。为了贯彻“持久战消耗战”必须实行“全民的”、“全面的”抗战,唯有此才能弥补中国实力孱弱的不足,发挥“地广人多”的优势,这位陈诚抗战思想的另外两个层面,将中国的抗战置于“世界的反法西斯的抗战”视野中,这是陈诚抗战思想的第四个层面。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力量壮大,陈诚开始转向保守,对国共合作、全面发动群众参加抗战持保留态度。他既反对任何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对汪伪政权和其他叛变投敌活动进行坚决斗争,但又对中国共产党心怀戒心,恐其趁势做大。他主政湖北期间,将自己的抗战思想付诸实践。经济改革上提出“增加生产”、“征购实物”、“物物交换”、“凭证分配”的民生主义经济政策,以粮食增产为目的进行土地改革,实行以保证军民供应为目的统制经济政策。教育上积极发展公费教育,为“抗战建国”保存大量后备人才。这些措施得到湖北各界称赞,无可否认的是,对蒋介石的遵从和对共产党的敌意,也使得其政策体现出对共产党的种种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