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1978）乃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作家，诗人和翻译家，四川乐山人。 郭沫若在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对我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极其杰出的贡献。他的翻译实践几乎与他的创作同时开始。他的翻译实践从1919年翻译歌德的《浮士德》开始，一直到1947年结束，历时约三十年的时间。此外，郭沫若在1969年3至5月间还翻译过五十首英文诗，后来他的两个女儿（郭平英和郭庶英）将这些诗整理出版，题名为《英诗译稿》。根据初步统计，他翻译了十个国家六十多位作家和诗人的一百多部作品，分为三十个单行本出版，总字数约在三百万字以上。其中除文学作品外，他还翻译过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美术考古的历史以及科学方面的论著。 在翻译理论方面，郭沫若信奉严复的翻译标准（“信、达、雅”），但他更强调“雅”。就“直译”和“意译”的划分而言，他倾向“意译”。郭沫若“意译”倾向和对“雅”的强调主要体现在他的诗歌翻译实践中。另外，他在译诗理论方面坚持“诗人译诗，以诗译诗”的观点，并提出了“风韵译”的诗歌翻译方法。对于非诗人的诗歌译者，他建议使用“两道手”的翻译方法，即先由对译语熟悉的人将原诗翻译过来，然后再请译入语的诗人对其进行润泽。 郭沫若在创作方面对中国的文学事业作出的贡献尤其巨大。但他的创作在许多方面显示出受其翻译实践影响的痕迹。翻译实践不仅影响了他早期的浪漫主义创作，也促使其晚期的创作走向现实主义。而且翻译也从技巧、形式以及素材方面影响了他的创作，比如说，译品中的“借古人的皮毛说自己的话”、剧中人反映剧作人、英雄悲剧等创作手法。 此外，翻译对郭沫若的影响还体现在思想方面。他自幼爱读庄子的书，后来又受了泰戈尔及斯宾诺莎的影响，所以他在思想上是倾向泛神论的。郭沫若曾经翻译过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其中的泛神思想也加深了他的泛神思想。郭沫若后来在留学日本期间翻译了图格涅夫的《处女地》和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对这两本书的翻译最终促使郭沫若成为了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翻译对郭沫若的创作及思想的影响表明：翻译不仅是一个再创作过程，而且对译者来说也是一个从译品中获取创作技法、素材以及吸取精神营养的过程。所以，翻译对译者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会起类似“指南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