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建筑学与历史学结合的方法,基于晚清民国报刊、方志、档案汇编、图集影像等史料,对中国早期现代市政建设中的拆城筑路事件做以梳理、对比、解释。将城墙、道路及其相关内容置于“清代——清末新政——北洋政府——民国政府”的总时间线下研究,以城墙、道路作为公共工程的建设转型为中介,将拆城筑路导致的建筑、城市形态改变同社会关系进行关联,以解释拆城筑路的发生机制。本文共五章,主体三章,分别以观念、生产方式、物与技术三个角度切入进行分析,三个角度同时具有一定的层级递进关系。首先将传统时期的城墙认知与晚清民国时期筑路代替筑城的认知进行对比,城墙总体从有用转为无用落后,道路被寄托现代化的期望,整个转变过程体现东西文化间的冲突回应;随后,对清代与清末新政至国民政府两个时期的工程管理机构,与城墙、道路作为公共工程建设模式的转型进行对比,并分析建设过程转型中新空间建设的财政、新空间与旧产权之间矛盾的解决方式,拆城筑路在彼时是一种可以理解甚至迫不得已的市政建设方式。而生产方式的转型恰恰促使一种新的观念得以落地出现新的空间,促使拆城筑路得以发生;最后,对近代拆城筑路过程做以梳理分析。描述清代地方治所中城墙的基本形态与晚清时期出现的问题。以上海、北京为重点,兼及天津、汉口、广州、重庆四座开埠城市,进行个案对比分析。基于《道路月刊》描述彼时以开埠城市为首,集中于长江上游、中游、岭南地区的总体状况,并分析城墙作为古物认知后的处理策略。论述知识技术对拆城筑路的促进作用。拆城过后,道路以功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方式被视为都市设计的重要策略。总结城墙与道路在观念与生产方式改变的作用下,公共物层面经历的转型模式。本文得出结论:观念与物呈现双向作用的关系。之于拆城筑路,在自上而下的变革中,总体呈现以观念的改变为引发,生产方式的变革为载体(关系机构与法规两方面),西方知识技术的传入为手段,进而作用到具体物质空间,物质空间的变化反相强化观念。整个过程中伴随权力、社会的相互纠葛,权力总体呈现主导力量。同时该循环中的观念变化来源于晚清同西方的物质空间对比与中西观念的直接碰撞,变化的物质空间同新时期西方物质空间再次对比,结合新的中西观念,促成再变化的观念,达到新的循环。拆城筑路又总体呈现四个特征:以“都市进步”为核心、权力作为主导力量、民间协会的官方性与促进作用、内变革与外部刺激的应和。由拆城筑路一事可窥探近代中国城市、建筑建设范式转型中的效仿、激进与不彻底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