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知识分子因其特殊的人文政治环境,在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融英国性与知识分子本性为一体的知识分子文化图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焦虑。随着战后世界强国地位的丧失及民族优越感的消散,英国不论是经济、政治、文化还是文学领域都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挫败感,知识分子对此社会巨变忧心忡忡、焦虑丛生。许多重要的英国作家均将知识分子的演变历程融入小说创作中,使他们的文学作品具有浓厚的学院色彩。作为上述群体中的一员,A.S.拜厄特在她的小说中再现了英国知识分子的焦虑,使其成为小说主题建构、情节发展以及人物塑造的决定性因素,同时表现了她对本应作为社会精英却总是被统治阶级边缘化、被社会主流话语阶层排斥在外的英国知识分子身份的深刻思考。本文以拜厄特的新维多利亚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并参照拜厄特的相关批评作品、书信与访谈,考察英国知识分子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焦虑的具体内容与应对策略,以明晰造成他们身份困境的原因。评论界对拜厄特的新维多利亚小说一直颇有争议。她虽不是这种文学体裁的创始者,但自代表作《占有》问世之后,她被公认为此种题材的最重要的实践者和创新者。有批评家认为她被维多利亚时代的幽灵附身,以至于对维多利亚文化传统带有病态的迷恋,也有批评家则认为她在复兴维多利亚现实主义的书写形式中显示了文学的巨大力量,另外一些批评家着重挖掘她作品中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并将这种关注与撒切尔时代复兴维多利亚价值观的理想化愿景联系起来,从而将她的作品定义为描写中心人物成长和发展的成长小说。此外,批评家还着眼于拜厄特作品中的后现代叙事技巧,透视拜厄特在文本中实现过去和现在的协调统一的写作策略,认为其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创作初衷在于透过历史的肌理审视现存的问题,为现代人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批评家们关注拜厄特小说中现代知识分子对维多利亚时代寄予的深厚的文化期望,但忽略了这种期望与知识分子自身焦虑感之间的关联。他们一直把拜厄特视为学院派作家、女权主义者,而对她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关注不够。拜厄特在新维多利亚小说中透过知识分子的境遇洞察了英国经济、社会、宗教和学术等领域的变革。她指出知识分子应承担起普遍价值的启蒙责任,而不该蜕变为一个孤芳自赏的阶层。本文研究发现拜厄特的新维多利小说的现代意义在于她试图解开英国当代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焦虑的谜团。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表现在他们对英国从田园牧歌式社会转变为现代资本社会的深层反思、对神的黯淡的迷惘以及对现实与传统脱节的无助。知识分子身份的焦虑和迷惘也映射出英国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拜厄特关注的又是超越时代的,她从英国历史、文化裂变回到自我小世界中,通过将维多利亚时代与二十世纪并置,探讨爱情、孤独和死亡等永恒的命题。拜厄特把这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试图重塑英国知识分子形象,并设想知识分子的未来依仗于构建一个供各阶层知识分子平等交流的话语平台。她强调,虽然“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含义仍然含糊、有争议,但知识分子坚持的平等、正义、社会责任感、为民族发声等价值观无论对当下还是未来社会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本论文除引言和结论外共四章,分别讨论知识分子的经济焦虑、社会地位焦虑、引发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宗教焦虑以及知识分子特有的学术焦虑,并分析通过构建公共话语平台以实现知识分子经济自立、社会政治理想、精神与学术自由的可能性。本论文第一章讨论了英国知识分子的经济焦虑。上层知识分子的经济问题主要表现在其财产状况的不稳定性上,根源在于他们面对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感到恐慌并充满敌意。拜厄特在小说中谴责了盲目的、“撒切尔式的对市场力量的”信奉(苏709)。这种泛滥的物质野心,对贪婪的鼓励和美化以及浅薄的自我扩张不仅加重了知识分子的经济焦虑,还极大地损害了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和价值取向。上层知识分子一方面通过与大资产阶级联姻来捍卫自己的经济特权,一方面又蔑视这种对物质的依赖与贪婪。在传统经济模式日益式微的近代英国,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到财产危机中。他们对知识的商业价值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在他们心目中,基于资本市场和剥削他人的生活会使精神自由被困在一个矛盾的状态。他们囿于知识分子淡泊名利的天性,缺乏将知识有效地转化为资本的能力,这种状况威胁到他们经济基础的稳定。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经济困境的重要原因是英国赞助文人传统的盛行。这种传统不仅使英国贵族残酷的剥削名正言顺,还使得这个阶层的知识分子渴望依附权贵进而加入名望贵族的行列。下层知识分子的贫困境遇主要源于经济资源分配体系的弊端。社会财富大多集中在以大贵族、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手中,不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使下层知识分子不仅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还时刻面临着堕入社会底层的威胁。拜厄特指出知识分子的收藏行为能够在精神上缓解知识分子的经济焦虑感。知识分子对自己研究对象及其相关物品的占有欲望替代了现实生活中的物质需求,从而在思想层面淡化甚至消除了原有的经济焦虑。拜厄特同时鼓励在多重压迫中挣扎的知识分子去跨越性别界限,通过“工作”的平台实现经济独立,从而获取相应的话语地位,缓解其边缘身份的焦虑感。拜厄特在小说中构建知识分子对“工作”的新理解,工作对智性力量的重构是“工作”对知识分子救赎意义所在。第二章论述了小说中英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焦虑。“等级制度”一直是知识分子“他者”身份的仲裁者。由于根深蒂固的政治和文化偏见的存在,知识分子尴尬的社会地位即便在二十世纪也未获得很大改善。小说中,拜厄特建构了恢弘的历史框架,以期广泛地展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并分析其社会身份与话语地位的不稳定性。费边派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后期成为英国上层公共知识分子的主体。费边主义者一方面渴望成为胸怀天下、心系苍生的公共知识分子,一方面却维护和依附特权阶级、漠视和欺压弱势群体。他们看似光鲜的公众人物形象无法掩盖其背后道义担当的缺失,使之无法成为相对独立、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和代表社会良知与人类理想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边缘化的社会地位部分源于英国世袭贵族的压制,更重要的是源于英国工业文化中反智主义的盛行。人们专注于财富的追求和资本的扩张,对文化传统与智性追求不感兴趣。在这种情形下,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被资产阶级主流话语圈排斥在外。反智主义限制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主流思想体系的影响,也损害了他们在民众中的威望,导致了知识分子与统治阶层及与民众的双重脱节,从而固化了他们的社会边缘地位。下层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焦虑的核心内容是他们非仆非主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特点是:社会声望低、政治地位卑微、完全依附于权贵阶层。他们的主体性被统治阶级或权贵知识分子否定或剥夺。再者,出身社会底层的小知识分子为脱离原有阶层而选择了与底层民众决裂。他们最终成为一个无根的群体,无助地游荡在社会主流话语圈之外。为解决上述问题,拜厄特在其小说中强调了知识分子焦虑感的积极作用,认为焦虑感的存在促使知识分子认识到打破自身社会阶层限制的重要性。她认为,上层知识分子要利用与统治阶层的亲密关系搭建一个可供不同阶层知识分子平等交流的公共话语平台,使得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小知识分子能够打破禁锢,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听到民众的声音,从而实现知识话语与大众诉求的结合。第三章探讨了小说中英国知识分子的宗教焦虑。宗教在维多利亚社会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但知识分子的宗教信仰在科学新发现的冲击下表现出混乱、残缺和不确定的特征。作为统治阶级思想风向标的英国国教牧师们笃信上帝,让他们彻底放弃宗教是不可能的,但这一群体又无法抗拒科学话语的影响。他们想借进化论的观点构建新的神学思想体系以论证上帝的存在,但这种与科学妥协式的尝试找不到适合的框架来呈现,最终非但没能缓解反而加剧了他们原有的宗教焦虑。他们的无能与虚伪是引发其他知识分子宗教焦虑的一个关键因素。他们打着捍卫上帝权威地位的旗号,在应对社会不公时却采取了曲解或篡改教义的策略,从而使不道德的、罪恶的行为变得合情合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宗教的权威和价值,浇灭了人们的宗教热诚。虽然基督教教义的传统阐释受到质疑,但宗教的精神还在,影响还在。在新的信仰体系建立之前,中小知识分子对精神性和物质性的二元思索导致他们沉迷于超自然的力量。宗教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特征是知识分子们不断思索的课题。拜厄特指出要构建精神自治,知识分子必须打破信仰危机引发的智性瘫痪的符咒,质疑宗教话语权威而不是充当顾问甚至帮凶的角色。她还认为,缓解宗教焦虑与实现各阶层知识分子精神独立最有效的方法是恢复智性力量,倡导普世价值,建立上帝即智性自我的新信仰,并坚信宗教必将最终让位于以科学为中心的现代文明。第四章主要探讨了小说中英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焦虑。拜厄特指出,当代英国知识分子要么被19世纪“伟大的”学术传统所左右,要么被20世纪末横扫一切的后现代主义学术权威理论所控制。他们对两种学术文化形态或者遵从,或者排斥,却找不到自己的学术立足点,在学术焦虑的煎熬中被动接受了“学术他者”的尴尬身份。拜厄特强调,造成当代知识分子学术身份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是学术教条主义的泛滥。教条思想利用最具威力的文化符号去禁锢知识分子的思考,威胁他们对真理的不断追求;第二是学术权威阶层的横行。占据学界体制主流地位的少数学者独霸了学术界话语权,剥夺了其他学者的研究自由,最终扼制了学术的创新性发展;最后一点是知识分子自身公共关怀精神的缺失。学术知识分子固守自己的研究领域,兴趣局限于个人学术范围之内,缺乏一种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关怀精神。针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学术焦虑,拜厄特指出,知识分子的身份重建应当以学术诉求的契合为基础,构建一个合作平台以促进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发展。通过这个平台,青年学者在展示新成果的同时质疑学术权威,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缓解自身的社会阶层焦虑。学术权威们利用这个平台能够倾听不同的声音,发掘集体的力量,走出自己的学术困境。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回归自然来摆脱学术焦虑。他们最终在与自然世界的接触中找到了精神上的归宿。本文解析了拜厄特在其新维多利亚小说中对英国知识分子焦虑问题深入而系统的思考。在其小说中,拜厄特展现出英国知识分子对英国等级社会制度的不满与对抗,同时探察了英国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和世俗化的本质。这不仅表现出拜厄特对英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还显示出作者对商业文化影响下的英国文学与文化的担忧,对滥用政治、宗教与学术权力的无情攻击,对虚伪的社会精英的失望,以及对挣扎中的软弱的知识分子的同情。不过,知识分子的前景似乎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有的知识分子卷入权力纷争获取精神和学术上的话语自主权,从而暂时地走出身份焦虑;有的知识分子选择逃避,回归自然,追求人性的本真,追求一种虚幻的理想。在英国这样等级制度分明的国家,作为知识分子代言人的拜厄特缺乏把下层人民群众的诉求放在第一位的意识和勇气。英国知识分子还远远没有完成为弱势群体发声、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社会使命。知识分子若解决不了是心系天下还是独善其身的困境,那么他们的焦虑注定会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