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相关研究表明,投资者情绪可以通过不同渠道对公司投资行为产生影响。目前学者大多遵从投资者非理性、管理者理性假设,从股权融资渠道和理性迎合渠道进行研究,只有较少文献从投资者非理性且管理者非理性的假设出发进行研究。而事实上,在管理者对投资者情绪做出反应时,管理者非理性因素必定会对该过程产生影响,管理者在制定投资决策时也会做出非理性行为,这也是委托代理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了缓解股东与管理者间的代理冲突,管理层持股激励应运而生,相对于期权等激励方式,管理层持股制度的发展更为健全(截止2012年,实行期权等激励制度的上市公司仅百余家,而实行管理层持股激励制度的上市公司达到了几千家),相关研究数据也更容易取得,因此本文从管理层持股作为切入点,在模型中加入管理层持股比例与投资者情绪的乘积项,研究管理层持股是否发挥了预期的治理效应——抑制管理者对投资者情绪的非理性迎合行为。本文建立了一个投资者情绪和管理层持股如何作用于企业投资行为及投资效率的分析框架,并以中国2010-2012年间的上市企业(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剔除)作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从行为财务学的角度出发,遵循迎合渠道理论,对投资者情绪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水平、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以及管理层持股是否能抑制管理者对投资者情绪的非理性迎合进行了探讨。在对前期研究进行梳理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四个待检假设,研究发现:①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与投资者情绪存在正相关关系;②管理层持股对管理层对投资者情绪的迎合有抑制作用;③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与投资者情绪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④在过度投资的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持股会抑制管理者对投资者情绪的迎合,说明存在过度投资时管理者持股存在正的治理效应;在投资不足的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持股激励并不会增强对投资者情绪的迎合,反而抑制了对投资者情绪的迎合,说明存在投资不足时管理者持股存在负的治理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