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一个世纪难题.中国的"三农"问题既具有工业化过程中城乡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具有在中国特殊国情背景下的特质性,而且其顽固性和严重性都是由于它的特质性决定的.在建国初期特定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出于对大工业过分依赖的急切强国愿望,国家采取了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对农业剩余进行集中剥夺,加之受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使这种剥夺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农业所能承受的限度.为了长期保证这种过量剥夺,国家采取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一方面限制农民的自然流动,另一方面剥夺了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平等权利,并渐渐形成了以维持这一秩序为主要目的的规模庞大的县乡镇村地方政权机构,从而导致了严重的"三农"问题,发展到今天成为桎梏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该文首先从分析工业化过程的一般规律入手,指出"城乡分治"是违背经济学规律的,从中国特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分析,以所有制不同作为其理论基础,也是站不住脚的.长期"城乡分治"不但造成了农村农业的衰退和农民的贫穷,反过来也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是一盘棋.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才是实现工业化惟一正确的道路.随之,该文对"城乡分治"的产生、形成,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比较详尽的论述,从而揭示了"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利益分配问题,换句话说,是农民在为工业化做出巨大贡献之后,如何分享工业化财富问题.因此,我们不能把"三农"问题只局限在"三农"框架之内,而应该跳出"三农",从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上入手,从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上入手,舍此没有第二条路.最后,该文对当前"三农"问题的研究,做了一番简单梳理,结论是:"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城乡分治"制度,"三农"问题的出路是"三化",即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而实现"三化"的前提是打破"城乡分治"的制度束缚,其中加大政府对"三农"的投入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财政保证,因为由政府行政力量构造的二元结构只能由政府出面解决,而不能靠市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