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杂志》作为旧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重要刊物，在其历时45年的出版周期中，记载了中国社会由近代转入现代的历史。这一历史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都经受着内外力合推下的改变。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的流变正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发展变化的重要表现，而新文化的不断传播正是启蒙思潮最重要的表达形式。《东方杂志》的办刊周期正好覆盖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两大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和传播的全过程。在《东方杂志》出版周期中，张元济、杜亚泉、钱智修三位主编在他们主政的时期内，逐渐形成《东方杂志》成熟且理智的新文化传播观念,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创刊初期，张元济确立了“启导国民”编辑方针，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开始有意识、无秩序地传播新文化，一定程度上打下了改进的、平静的、理性的新文化传播形式基础。杜亚泉则提出了文化“静动说”和“接续主义”，强调兼容并济，不主张全盘否定中国旧文化。坚守了保守的、冷静的传统，对待民主与科学亦是如此。钱智修主政之后，在传播观念上做出了较大的革新，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理论更加符合客观需要，也“躲开”了不顺应时代要求的诟病，最终在19世纪20年代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新文化传播理念--中西文化观。《东方杂志》从创刊起，便聚集了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以张元济、杜亚泉、孟森、钱智修、王云五等为核心的知识群体的带领下，更多的知识分子在《东方杂志》上为中国的出路出谋划策，他们或引介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科学理念，或撰文抨击现有的社会问题，寻求改良之方。虽然他们的理论有着时代赋予的缺陷，但他们的热情却从未消减。这一过程是坎坷的，但是《东方杂志》的努力却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进入21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排斥造成了思想上的贫乏和不足，使我们亟需对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西方文化的接受和传播的观念和方法进行认真的反思和评估。《东方杂志》当年新文化传播的理念和方法，能给我们今天带来有益的启示，这就是我们深入研究《东方杂志》新文化传播的历史，建构“东方学”的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