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中国社会进入快速社会转型时期，出现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的一个最为声势浩大的现象就是农民进城——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农业就业人口不断减少。最初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地向乡镇转移，后来则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自发性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这一宏大的社会历史事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结构性原因，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们在城市中是如何生活的，进城后他们自身的人格结构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又该如何帮助他们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些问题引导我们对农民进城这一现象的历史、现状 和未来进行全景式的探讨。 新中国农民进城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国家关于农民自由迁徙权、自由择业权等众多进城权利的制度变动史。根据制度和政策对农民流动的限制性程度的不同，大体上可以将农民进城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49年到1957年，这一时期由于制度缺口的存茬，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第二个时期是从1958年到1979年，由于1958年国家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城乡分隔的二元户籍制度，自此之后农民进城受到严格限制；第三个时期是从1980年到1991年，随着我国的所有制形式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的松动，一部分农民被允许进入城镇；第四个时期是从1992年至今，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呼声日高，政府对农民进城的政策也开始发生转变，农民进城不再被严格限制，政府主要是对农民进城进行适当调控，并制定大量政策为农民进城和进城农民提供服务。 在制度约束下，农民进城的现实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首先是宏观方面，主要体现为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双重作用。从农村推力来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效益较低，农民收入低、增长缓慢；二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农民在农村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三是农民负担过重，大部分农户家庭生活困难。从城市拉力来看，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城市较高的经济收入，吸引农民进城；二是城市众多的就业机会，拉动农民进城；三是城市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召唤农民进城。其次是微观方面，主要体现为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农民进城决策的作出并非完全是基于某种理性的选择，感性选择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农民进城行动是一种介乎于理性与感性之间的选择，这构成了农民进城的微观机理。就感性选择而言，有五种基本表现：具像性示范、盲目性从众、伦理化路径、经验化决策和重复性再现。农民进城后，无法有效地融入城市社区，他们生活在城市空间上的边缘、体制意义上的边缘以及文化意义上的边缘。通过调查，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从进城农民的职业境遇来看，农民工的就业权利与城市工人相比较是不平等的，农民工在城市中处于次属劳动力市场；从进城农民的生活状况来看，他们的客观物质生活条件以及自身对物质生活的主观评价都相当差，而在精神生活方面，他们不仅受到城里人的歧视，而且业余生活相当单调乏味；从速城农民的社会地位来看，“农民工”的称谓实际上是一种制度抗拒和制度歧视的体现，在经济地位和政治 地位上进城农民都处于城市底层，这也导致他们在地位认同上的心理落差，一方面他们自认比农村居民地位高一些，而与城市居民相比则相差很远，另外进城农民内部也开始出现地位分化现象；从进城农民的社会网络来看，农民进城就业主要是依靠熟人关系网络来操作完成，而且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交往对象仍然主要是一些“乡土性”关系人，与城市居民的交往极少；从进城农民的城市适应来看，他们的适应模式有两种，一种是自我调适、融入城市，另一种是在城市复制乡村的生活方式；从进城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关系来看，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着潜在和显在的社会冲突。尽管进城农民处于社会边缘地位，但进城对于他们自身以及社会的改造意义却是巨大的。就进城对农民个人的意义而言，体现为人力资本的积累、社会资本的增加以及观念行为的变迁三个方面，其实质上是促使他们一定程度上获得现代性，逐步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就进城对于社会的意义而言，体现为对流出地社会的经济发展、民主建设、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以及对流入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劳动就业、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但总体来说正面的影响大于负面的影响。 进城农民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另一方面农民工作为城市生活的“边缘人”，他们的基本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现代性的获得存在巨大障碍，并且仅仅依靠他们自身的努力无法完全地获得公平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因而构建一种社会支持系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是我国社会公正、社会和谐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进城农民的社会支持需求基本上是全方位的，包括价值支持、制度支持、组织支持、网络支持等。因而，构建进城农民的社会支持系统也应是一个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工程，相应地，它主要包括价值系统、制度系统、组织系统和网络系统等四个基本的子系统。其中，价值系统是最高层次的支持系统，为其他三个系统提供基本的文化和价值支撑；制度系统则从宏观制度和基本政策上将价值系统所推崇的价值观念落实到制度与政策构架中；组织系统包括进城农民的工作单位和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区等因素，它们直接地与进城农民发生日常关系；网络系统是一个辅助补充系统，通过进城农民自身在社会网络来弥补农民工个体在某些方面的需求支持。 农民进城是农民的一次伟大转型，实现了从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但是从国家现代化的长远战略来看，还需要一次“农民工转型”，即实现从农民工向另一种状态、另一种身份、另一种特质的人的转变，其基本可能的趋向是市民化、城市化、职业农民化和非农化。从目前国家的政策取向来看，这些可能性是极有可能得到实现的。这样，作为宏大历史事件的农民进城必将成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