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以来,关于风险承担的问题逐步走入中国学者的视线,研究对象也由早期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拓展到非金融类上市公司。Borio&Zhu(2008)对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对经营业务的风险头寸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且这一传导往往是通过作用于金融中介的风险感知或风险容忍度来完成的。但金融机构只是中间媒介,企业才更应是货币政策风险承担研究的落脚点,也更能反映其实施效果,学者们普遍认为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主要有利率传导渠道、信贷传导渠道和非理性传导渠道。基于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的相关理论,本文利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2-2016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从过度投资的角度来进行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的相关研究。首先,采用Richardson的过度投资模型来判断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效率,并测算其过度投资水平;其次,利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来验证货币政策是否会对我国制造业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产生影响;再次,利用货币政策与过度投资的交互项来分析过度投资是否会使得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产生差异;最后,进一步从企业规模、所有权性质和制造业细分行业的角度来分析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以及过度投资视角下其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的非对称效应。研究的结果表明:第一,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在我国制造业行业确实存在,紧缩货币政策可以抑制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宽松货币政策则会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有促进作用;第二,在对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进行测算之后,实证发现过度投资的存在确实会使得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出现差异,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过度投资的存在会使得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于货币政策的反应更加敏感;而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过度投资的存在却会削弱紧缩货币政策的影响,刺激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第三,过度投资视角下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在企业规模、所有权性质和制造业细分行业方面存在非对称性,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机械及电子制造业等耐用品生产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对货币政策变化更为敏感,更容易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结合理论与实证的分析,本文得到的政策启示包括:第一,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重视金融系统的稳定,但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多种作用同样不可忽视;第二,企业风险承担的检测和评估体系的建立刻不容缓,货币政策调控的前瞻性和策略性也需得到重视;第三,考虑制造业企业的不同投资效率及过度投资水平,有针对性地采取差异化的货币政策;第四,考虑货币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在企业规模、所有权性质和细分行业方面的非对称性,保持货币政策调控的针对性和审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