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盐关乎国计民生,因此传统时期国家出台严格的运销管理制度对食盐市场的运作进行规范。清代食盐运销制度是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前人研究多从制度条文入手,侧重于条文的解读和梳理。但制度分析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研究博弈规则,而是研究个人对这些规则的反应。因此本文利用历史档案中所记载的乾嘉年间与山西食盐运销相关的商人、官员、私贩、平民的事迹,从社会经济史的视角探讨个人与组织等社会博弈的主角如何型塑制度变迁的方向。论文研究认为:(1)乾嘉年间山西食盐运销初始的制度均衡是晋中、晋南、晋北食盐运销制度因地制宜。晋南实行专商引岸制,晋中各地盐法不一,晋北实行自由运销制,坐商、运商、蒙土盐贩、消费者各安其事。(2)乾隆中期,因地制宜的制度出现扭曲。在解盐减产降质的情况下,蒙盐商人将蒙盐产运规模化,而后大量运至晋南销售,使得晋南专商引岸制难以为继。乾隆中后期,清政府对山西运销制度进行纠偏。清政府官员多次采取措施限制蒙盐进入晋中、晋南销售。(3)乾隆五十七年(1792),山西食盐运销制度发生变迁,全境统一实行食盐自由运销制。制度变迁引发了相关利益主体的角色转换,蒙盐与解盐侵入两淮使得两淮盐政官员成为制度变迁主体之一,也使得在权力结构中占据绝对权威地位的皇帝的态度发生转变。(4)嘉庆十二年(1807),山西食盐运销制度再一次发生变迁,山西全境实施专商引岸制。对此制度进行绩效评价可发现,由于违背了市场机制,晋中北的吉盐专商引岸制效率低下,制度运行极为不顺利,最终清廷于嘉庆十八年(1813)恢复了晋中北的自由运销制。晋南的解盐专商引岸制初期运行良好,但其运行效率逐渐下降,为道光年间河东盐政的危机埋下了伏笔。研究表明,制度虽然为社会博弈设置了规则,但各利益主体会从自身角度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依据分析结果他们即使默认国家权威,也会以不一定严格符合国家法律条文的方式谋求自身利益。各利益主体在不同制度背景下扮演和变换着自己在制度变革中的角色,型塑着制度变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