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会议纪要是我国法定公文文种之一,一直以来被普遍运用于各级政府机关及其下属部门。会议纪要是行政机关对某一项具体工作进行处理后达成意向的一种记载,是行政机关讨论问题并形成会议决议的重要载体。我国现行法律对会议纪要的功能界定为“记载”,主要适用于行政系统内部的文书往来。会议纪要的内部性特征决定了它原则上只对行政系统内部发生效力,不具有直接对外效力,会议精神和议定事项需要转化为其他行政执法文书才能对外发生效力。因此,政府会议纪要在应然层面上不具有可诉性。但就目前而言,会议纪要的形式和实质要求、发布程序和法律效果都缺乏明确规定,实践中有的行政机关混淆了会议纪要与其他行政公文的界限,直接将会议纪要予以贯彻执行,甚至不乏以会议纪要之名,对特定相对人作出影响其权利义务的情况,其目的就在于逃避法律的审查和救济。近年来,涉及政府会议纪要的行政案件激增,大量违法的政府会议纪要被法院判决撤销,也存在着大量不可诉的政府会议纪要。司法审判中大量因政府会议纪要引起的行政纠纷被挡在法院“大门”之外,有的受理但法院的裁判尺度不统一,对司法尊严造成恶劣影响。因此,就产生了所谓政府会议纪要可诉性问题。本文以行政行为可诉性为框架,对实践中的政府会议纪要可诉性进行分析。除引言外,本文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对收集到的16个政府会议纪要案件展开实证分析,勾勒政府会议纪要可诉性的司法图景,通过分析发现法院的裁判规则是既强调政府会议纪要通常不具有可诉性,同时又打开了一些缺口,允许部分政府会议纪要接受司法审查,从而引出本文的政府会议纪要可诉性论题。第二部分主要界清政府会议纪要的概念和功能,明晰其应然性质,指出规范意义上的政府会议纪要不可诉。第三部分针对实践中政府会议纪要的典型样态,笔者将涉诉政府会议纪要予以类型化研究。第四部分,在实践层面上首先部分会议纪要确实规制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有必要接受司法审查,而行政行为可诉性标准的建立及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经验做法也为部分会议纪要可诉提供了可行性路径,从而通过行政行为理论对接行政诉讼制度,解决会议纪要可诉性问题。其次归纳了会议纪要可诉性的判断标准,即将“外化标准”（内部行政行为外部化）、“成熟性标准”和“实际影响标准”作为会议纪要可诉的具体判断标准,期望为司法实践中引发争议的会议纪要是否可诉提供判断指导,揭开会议纪要这种内部行政行为的面纱,打破行政诉讼的“禁区”,充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