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在《诗品序》中明确提出,诗歌的本质正在于“吟咏情性”,此“情性”是源于诗人感荡于外物或所亲历的社会事件,即目所见所感而抒发的个人之情,这一观点的提出渊源有自,一方面先秦儒家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就早已涉及到了“情”、“性”与“物”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魏晋时期,动荡的社会现实和玄学思想的渗透,使得诗歌“咏情”之风盛行。在众多的情感形态当中,钟嵘独举“怨情”为诗歌“吟咏情性”之至,这不仅是因为他认为在众多的情感形态中,以怨为情更为真切、深刻,让诗人情不自禁地诉诸笔端,更因为他认为诗歌的作用正在于“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钟嵘不是从政治教化话语体系,而是从审美的角度去分析诗歌的作用,这一点就使得诗歌的功用和价值较之前代更加丰富。在谈到具体的诗歌创作手法时,他提倡诗歌是用“直寻”的方式自然吟咏而成,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写物以穷情”,“兴”、“比”、“赋”三义酌用,“风力与丹采结合”这三个方面的创作手法去达到有“滋味”的诗歌艺术境界,因此他在《诗品序》中直接有力地批判了与“直寻”相抵触,而当时文坛又十分盛行的诗歌创作手法,即“用典”、“贵声律”,钟嵘清楚地认识到在诗歌的发展过程中,诗人对诗歌体式的探索创新是必然出现的阶段,但若在诗歌中过多“用典”、看重诗歌声律的运用则会伤害诗歌“吟咏情性”的抒情本质,继而他在批判文坛歪风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认为诗歌应当“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诗学理想,对后世的中国古典诗学思想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