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形成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经过了40年的发展和流动,“农民工”这一群体也逐渐出现了分化,有的已成为城市的“新市民”,有些人还在城乡间漂泊,也有人选择返乡再就业或创业。从社会阶层结构的角度来定义“农民工”,实质上其根本身份还是农民。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问题是一个长期影响农村和城市发展的重要话题。然而,受到城乡二元制度的制约,农民工虽在城市生活,但户籍却在农村,无法在就业、社会保障和住房等方面享受和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这不仅不利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而且也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隐患。此外,农民工外出务工由最开始的“个体式”外出逐渐向“家庭化”的流动发展,越来越多农民工家庭中的非劳动力进入城市生活。因此,厘清农民工家庭成员市民化的过程以及研究农民工家庭成员市民化发展的驱动力,对农民工市民化及我国健康城镇化的发展十分有必要。本文通过在湖北省利川市的实地调研,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对农民工家庭的成员进行了深度访谈,从而对农民工家庭“进城”的生活史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本文的逻辑思路在于,通过具体案例,采用定性方法分析解剖农民工家庭人口流动的过程,再结合有关学者的研究,厘清农民工家庭成员市民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并归纳总结出农民工家庭成员市民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然后,根据农民工家庭成员市民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分析其驱动力因素。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在农民工家庭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而归纳出农民工家庭成员市民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初期阶段、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在初期阶段,农民工家庭单个劳动力外出,家庭收入以农业收入为主务工收入为辅;在中期阶段,农民工家庭核心劳动力外出,家庭总收入中务工收入所占比重大于务农收入;在后期阶段,农民工家庭全部成员迁出农村,放弃农业生产,进入城市生活。此外,农民工家庭成员市民化由初期阶段向后期阶段发展的驱动力有所不同。总的来说,追求经济利益,获得更高收入的经济因素一直是农民工外出务工重要驱动力,但在农民工家庭成员市民化的初期阶段和中期阶段,其驱动作用更为明显,而后期阶段农民工家庭成员市民化的最大驱动力来自于非经济因素。具体而言,农民工家庭成员市民化初期阶段,农民工外出务工与在家务农相比,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解决家庭生计问题。再加上受到村里先行者的带动和社会竞争驱动的影响,农民工更倾向于外出务工。农民工家庭成员市民化初期阶段向中期阶段发展则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满足家庭核心成员情感和生理需求的驱动。下一代的发展问题往往是中期阶段向后期阶段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如教育和婚姻等问题。此外,农民工家庭成员市民化后期阶段,有的农民工长期在城市生活,感受到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愿回流农村,出于对城市便捷生活的追求,更希望在城市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