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中第4条的规定（1）是我国第一次在立法上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有条件地扩展到物的范畴,也引起了学界对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的研究,多数学者们认同该规定的积极意义,但对其存在的问题也有不少争论,其中主要争议是此概念限定的范围过窄,无法使其他具有同样性质和特征的人格利益财产获得有效保护。2020年5月28日《民法典》颁布,其中第1183条（2）对该条规定进行了吸收和完善,提出了“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这个新概念,但仍存在范围不明确的问题。因此,笔者以此为切入点,对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进行合理正当解释,认为民法典中的此条规定的范围具有扩大的正当性,这样既解决了《解释》第四条遗留的问题,又完善了有关财产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探讨可纳入精神损害赔偿保护的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范围,则需要明确何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其外延可以涵盖哪些特定物?本文主要以文献分析法、解释学方法和实证分析法,对国内外学者的理论观点进行整理、借鉴,并对国内外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可以从人身意义和特定物两个因素对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进行初步认定。重点论证扩大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范围的正当性,并对范围扩大到何种地步以类型化分析方法予以明确。建议日后可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内涵或特征,以类型化的方式对其范围予以适当扩大,以回应社会之需,实现对民事主体权益更全面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