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利用变化的生态效应一直是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已有的研究表明,不同的时空尺度下,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引起的农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效果不同。因此,有必要继续从劳动力转移视角深入探索农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效应。农户作为山区最微观的经济活动主体,其生计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直接或间接干扰,从农户微观尺度分析生计活动对农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生态效应,为研究农村经济与山区生态环境建设协调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例。目前生态压力的概念尚无明确定义,已有大量文献从不同的理论背景对生态压力进行描述解释,并且已经建立了广泛的评估方法,但是基于农户微观尺度关注生态压力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在人地关系复杂的山区,农户的生计策略与生态环境恢复与建设休戚相关。充分认识、理解农户生计活动对山区生态环境造成压力的来源及特征,寻求减缓压力、促进农户生计与生态环境同步改善的可持续途径,有必要开展农户尺度的生态压力定量评估。重庆市酉阳县是典型的“大山区、大农村”,也是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重点建设区域,随着统筹城乡改革步伐的发展,农户生计状况及山区生态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选择该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为认识农户生计演化与生态环境变化的关系,寻求兼顾农村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提供了典型的案例研究。本文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切入点,基于“农户生计—土地利用—生态效应”的主要界面,认识理解山区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生计资产、生态压力的来源及表现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生态压力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农户生态压力指数,即“农户生态压力指数=综合因子分值”,以定量评估农户尺度的生态压力。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农户非农活动的增加,农户对自然资产的安排策略不同。①在土地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农户户均承包林地面积与承包耕地面积趋势一致：纯农型>一兼型>二兼型>非农型。②随着非农活动的增加,土地转出规模大小与农户非农活动强度成正比,即非农型>二兼型>一兼型>纯农型。③农户撂荒耕地的面积除了与农户本身拥有的耕地资源条件相关外,主要与农户家庭劳动能力相关,纯农型农户以老人为主,因此撂荒耕地面积最多。④随着自然资产的流动,一兼型农户逐渐成为山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实际耕作面积呈如下趋势：一兼型>纯农型>二兼型>非农型。(2)随着农户非农收入的增加,农户对物质资产的拥有程度呈现明显差异。①一兼型农户中养殖大户最多,农户家庭拥有的牲畜资产规模最大。②在农药的使用上,二兼型农户施用农药的数量最多。③纯农型农户多致力于精耕细作,使用农膜数量最多。兼业型农户使用的除草剂剂量相对较大。④纯农型农户仍在使用自留种,使用种子的数量远远高于其他类型农户。⑤农户家庭化肥、农家肥的使用与其机械化程度密切相关,一兼型农户机械化程度高,运输农家肥数量多,使用化肥的数量最少；纯农型农户机械化程度最低,对化肥的依赖程度高,使用化肥替代农家肥。⑥对于能源的使用,纯农型农户使用的薪柴和煤炭数量最多,一兼型农户使用电能和沼气数量最多,仅部分兼业型农户家庭使用液化气和太阳能。(3)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策略现状及未来调整的总体趋势大体一致。①农户生计资产组合呈现多样化趋势,非农活动多样化包括外出务工、经商、打零工、家庭经营副业等种类,农业活动多样化主要体现在种植策略及养殖策略多元化两个方面。②农户农业活动规模呈现缩小趋势,非农活动呈现扩大化趋势。③农户参与户籍改革的积极性普遍较低,山区农户彻底释放人口压力的潜力较低。(4)农户生态压力受影响因子的作用程度不同。农户生态压力的主要影响因子为土地投入因子和土地产出因子。土地投入压力大小为：非农型<一兼型<二兼型=纯农型；土地产出压力大小为：一兼型>纯农型=二兼型>非农型。(5)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生态压力大小不同。纯农型农户和一兼型农户主要处于一般压力状态,二兼型农户主要处于中等压力状态,非农型农户主要处于低等和一般压力状态。以农户生态压力均值判断不同类型农户总体压力大小,结果表明：二兼型(0.16)>一兼型(0.15)>纯农型(0.13)>非农型(0.11)。因此,为了降低山区农户生态压力,应以二兼型和一兼型农户作为主要的减缓对象；并选择减少化肥、农药、薄膜和除草剂的使用量,增加农家肥投入,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等作为缓解压力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