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和货币、财政政策当局拥有诸多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手段和工具，而货币政策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可以看到的发展趋势是:在调控宏观经济系统使其不过分地偏离平衡增长路径，从而发挥为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保驾护航”之作用的“政策工具箱”之中，货币政策的重要地位和所起功效正在加速彰显出来，而货币政策问题研究也逐渐成为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和“显学”。　　长久以来，在经典的货币经济学和货币银行学教课书中，有关货币政策的原理和论述多是针对欧美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的经济特征。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未竟，在社会经济制度的架构方面，我们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还存在着显著的差距。　　不仅如此，由于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特征，相同类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在中国经济中，可能发挥出与发达国家总结出的经验事实完全不同的政策效果;相同类型的货币工具，在我国央行的政策调控实践中，可能会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经由完全不同的传导渠道、形成完全不同的作用机制。如果直接“照搬”发达国家货币政策选择的理论和经验，将其作为我国践行货币政策的依据，可能会产生潜在的“模型风险”。　　这就要求我们，对于中国货币经济运行的典型事实以及统计特征进行重新地梳理，对于货币政策进化道路进行有针对性地总结。在对照、比较的基础上，修正经典的货币经济学模型，使之更加符合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现实，通过提高模型与我国典型事实的契合度，来提升模型的适用性和解释效力。这也是本论文的基本研究思路。　　什么才是有利于经济沿着平衡增长路径平稳演进的货币政策规则？在我国既有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内和操作规程基础上，要如何改进，才能有助于其更好地发挥“熨平周期性波动、促进长期经济发展”的职能？这些问题都是作者长时间以来持续学习、思考、研究、探索、讨论、创新、验证的核心议题。　　本论文共划分为六个章节，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　　绪论部分阐述了本课题的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重要价值，并且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文章的研究意义和背景、研究的方法和逻辑脉络、论文的整体架构与创新之处。　　在第一章之中:首先，作者将货币经济学的基础模型划分为“非优化模型”和“动态优化模型”，并且围绕“为什么人们会持有毫无内在价值的法偿货币(FiatCurrency)”的问题，简要介绍了各类货币经济学的模型结构，从而为后文的模型延拓作以铺陈;之后，我们对与本论文主题密切关联的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以利于读者辨识出本论文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承袭脉络，以及独到性和创新性。　　在第二章中，作者详细地考察了中、美两国中央银行在组织架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政策工具的使用、传导渠道等方面的差异性，意在说明:在运用基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特征的货币经济学和货币政策理论时，要充分考虑到这种国家间政治、经济背景的异质性。通过分析我国货币经济运行的统计特征，在前人提出的货币政策供给规则的基础上，受到“中国人民银行日常用公式”之启发，提出了一个既符合货币政策当局官方表述，又适于描述我国转型时期经济运行现实的货币供给反馈规则。利用中国1985年-2007年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分析，得到了该反馈机制的两个关键参数的取值——即中央银行的长期目标通货膨胀率以及刻画央行对于通货膨胀反应程度的参数。这不仅从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角度说明了，所提出的规则可以较好地拟合中国实际经济数据，并反映出我国央行调控货币供应量的特征规律，而且为后面几个章节中，利用本文拓展模型推导得出的命题和情形模拟方法探究本文主题——“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稳健的参数数值。　　国内研究货币规则的文献大多依据“损失函数最小化”标准获得货币政策工具的决策准则，而鲜有从一般均衡模型不动点性质的角度评析我国货币政策规则的文章。第三章中，以Sidrauski(1967)建立的“效用函数中带货币”的模型框架为基础，讨论了第二章所设定的货币供给反馈规则与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关系。作者首先介绍了作为基础和参照物的Sidrauski(1967)模型的稳定性问题，之后简述了Benhabib等经济学家的系列研究成果，即将适用于美国数据的Taylor规则引入到Sidrauski模型后，会如何改变原模型的稳定性。第三节中，将适用于我国的货币供给反馈机制置于Sidrauski框架中，借鉴上面两小节的模型处理方法，讨论相关经济变量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稳定特性的影响，文章发现:消费者微观偏好和央行货币政策参数会对宏观经济系统的稳定性产生影响，籍此得出了三个可供检验的命题。最后一部分中，作者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估计模型的关键参数。结合前文推知的三个命题，匡算得出“能够确保宏观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货币政策参数的取值区间，并据此判断，当经济偏离平衡增长路径时，引入本论文第二章提出的货币供给反馈规则能否形成一条稳定的轨迹，使经济系统收敛于稳态均衡状态。　　由于在第三章中，作者使用标准化的模型语言证明了:政策部门应当密切关注消费者的微观偏好关系和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规程都会对宏观经济系统产生影响。为了深入探究这一影响渠道和作用机理，在第四章中，作者的研究要点是，利用对中国宏观经济典型事实的观察，进一步对模型的选取和假设条件进行修正。作者试图在模型假设条件中更为明确地反映出，我国居民的消费—储蓄决策行为所造成的、有别于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特征——“高储蓄率”问题。因而，选用代际交叠的模型框架在经济中引入并无内在价值支持的货币，为了构架适用于描述中国货币供给反馈机制和微观消费-储蓄决策之间联系的理论桥梁，作者仍然承袭Benhabib等人系列文章的研究范式，将第二章的货币供给反馈规则置于一般均衡的框架下。我们发现，由于选取了一个对经济行为人的消费-储蓄决策（即微观经济决策）刻画能力更强的模型结构，宏观经济的稳定特性就不再像第三章所预言得那么强健(Robust)了;稳态储蓄率与央行设定的货币供给反应弹性的不同组合对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具有不同的影响，并籍此得出“一张”关于储蓄率和央行货币供给规则最优参数配置的“列表”。针对发现的问题和数据模拟的结论，作者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言。　　前面几个章节之中，在政策模拟分析的部分，均选取第二章使用计量经济方法回归得到的历史数值——3.4％（1998年-2007年数据）——作为我国货币政策当局“实际的”通货膨胀目标的取值。本论文第五章则着重于探讨中央银行“最优的”目标通货膨胀率问题(Optimum Rat of Inflation)。第一小节作为对上述模型分析的一个自然延伸，作者首先讨论了在模型化框架中求解最优通胀率的标准和方法。　　在央行操作实务中，各国政策当局普遍采取较为温和的通货膨胀率作为自己调控物价的目标，例如:总体来看，发达国家的目标在1％-3％之间;而新兴市场国家的目标则确定在2％-6％之间。经济学家就此经济现象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在第一小节中，对各方观点进行综述和评析，并创新性地指出其理论假说背后存在的问题，从而力图清晰地辨识出“确定最优通货膨胀目标”的逻辑脉络。第二节中，作者跳脱模型方法，从经验的、实用的角度出发，对有关最优通胀率的计量经济学研究进行评析，从实证研究结论中总结、找寻适用于我国的通货膨胀目标取值。　　本论文第六章:首先，总结了全篇的主要结论;其后，对本文提出的货币供给反馈规则进行了再讨论;最后，就“今后将如何继续推进、深化本主题的研究”之问题进行了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