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粮食已是全国市场中自由流通的普通商品。由于它的天然特性，使其又成为了与民众生活相关度最高的商品。特别是在传统内陆农业省份河南，农业人口比例大，粮食作物种植广，买卖粮食成为了农家收入的主要途径和维持生存的重要方式，以致于农户们在自给性生产之外都会或多或少地经营商品性生产，继而表现为家庭的内部消费与对外粜买及惯常性粜精籴粗等行为长期存在。所以，较之于其他商品流通，粮食贸易是连接农业与商业、手工业等非农产业、连接乡村与城镇、连接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一条不可或缺的纽带，对河南省农民家庭、广大乡村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今，这种作用在河南依然十分明显。省会郑州逐渐发展为全国粮食贸易集中地，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出省外销甚至出口仍旧是河南省最大宗的贸易形式，清末逐渐形成的以京广、陇海等铁路为主的运输大动脉已然更加繁盛，粮食再加工工业、农器制造业是河南省重要的支柱型产业。这一切都与传统社会中粮食贸易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历史时期特别是清代河南粮食贸易及其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对目前乃至将来河南省的经济建设不无借鉴意义。　　然而，虽然目前已有众多清代粮食经济史方面的学术成果问世，但这其中有的是在研究清代全国、华北区域亦或北方其他省份商业流通、粮食贸易之时略有涉及河南，有的是仅研究清代河南单个或几个商品的流通，虽对粮食贸易有些许着色但深度不够。概而言之，就清代河南粮食贸易及其相关问题的全面、细致研究显得相对薄弱。　　同时，在收集史料的过程中，论文获得了一类集中而且具体传递清代河南粮食经济社会诸多信息的档案资料。这就是“禁曲六疏”——乾隆初年颁布“禁曲”议案前后，河南巡抚尹会一基于河南现状上奏了六张阐明禁曲观点的奏折，内容涉及粮食生产及流通、人口增长、粮价不平衡分布、官府制度化管理等。　　所以，这就为全面、细致研究清代河南粮食贸易及其相关问题的计划带来契机:通过“禁曲六疏”来观察粮食贸易，再通过粮食贸易来透视清代传统社会。于是，论文选定“‘禁曲六疏’的启示——论清代河南粮食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即以“禁曲六疏”为展开讨论的主线索，结合方志、档案、社会调查等资料，将影响清代河南粮食贸易发展的诸因素作为论文主体，以深化对清代河南和华北传统经济社会的理解为目的，重点考察与粮食紧密相关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人口、价格、国家管理等问题。　　遵循着上述思考，论文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一章，“禁曲六疏”中的农业启示——清代河南粮食生产与农家种植选择，主要是从农业层面来观察粮食贸易及传统经济社会。论文认为在清代气候环境不断变冷的情况下，相较于稻子，河南夏粮生产中小麦的种植不断加强，省内已经普及的二年三熟制为主的复种制生产方式也为这种趋势的长期保持提供了可能。因为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主要发生在秋粮作物身上:一方面表现为清代中期口粮作物玉米、蕃薯的加入，一方面表现为清末油料作物花生、黄豆的不断增多。虽然这些变化还是属于粮食范畴，但是后者已经对口粮种植造成了威胁，并且，与之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棉花、烟叶为主的经济作物与粮争地现象的加剧，这就对整体粮食种植造成了更大威胁。在这些变化过程中，农家基于“天时·地利·人和”的种植选择理性，积极应对由市场、运输、技术、利润等共同组成的变化了的外界环境。当然，正是在这种理性主导下，清代大多数时间内河南大部分地方的口粮作物与非口粮作物之间保持着和谐发展状态。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文中对烟叶和棉花的考察找到证据。同时，论文对这些证据的分析过程也是对视“经济作物”为“与粮争地”代名词这一错误的直线思维的反驳。　　第二章，“禁曲六疏”中的人口启示——清代河南人口问题与农家职业选择，主要从人口层面来理解粮食贸易所涉及的农业与商业、手工业之间的关系。论文在肯定清代河南人口增加的前提下，对人口压力之说产生置疑，并从人口增减、耕地变化、人口迁移、饮食粗粮化等角度进行了尝试性的讨论，认为当时的大量人口生活在人口过剩的临界边缘。也就是说清代河南自然资源还是能为增加的人口提供客观生存环境，只不过是以生存质量下降为交换代价换取的。同时，这也是农业人口依旧坚持农耕生涯的原因之一。而另一个原因就是由不商和安土重迁习俗所营造的主观环境限制了农业人口主动走出农村、完全脱离农业，从而限制了河南商人群体的扩大和粮食贸易的发展规模。然而，乡村民众选择农业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其他的生业，因为农民家庭可以通过区别各业之间的主次、时间安排、从业人员等方法达到兼营共存的目的，其具体表现就是农业为主、非农产业为副的多种经营模式，而且它也是传统社会中农业人口所选择从事的职业模式。这种模式下的商业、手工业、种植业等处于副业生产状态，一方面保证了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生产长期稳定，一方面制约了河南包括粮食贸易在内的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为山陕商人的进驻及垄断河南市场提供机会。而且，这种本副业结合的模式也是论文对那种曾经的、至今仍然存在的“言及棉纺织业必称专业经营”现象的反思和驳斥。　　第三章，“禁曲六疏”中的价格启示——清代河南粮价格局与传统社会，主要从价格层面来认识清代河南区域社会，通过寻找某些粮价变化现象的原因来增强对粮价本身的理解，从而更清晰地了解诸如清代河南粮食产量变化、省内粮食贸易流向特点、农民家庭经济行为出现背景等。论文以档案中清代中后期河南省的粮价数据为依托，利用统计分析、数据与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选择性地进行了长期趋势变迁、不同品种粮食价格之间的差价及比价、省内各区域之间的粮价格局三类研究。第一类研究基于收成丰歉为中心重点考察了灾害、丰歉、粮价的关系，认为河南省粮价长期处于增涨的趋势并越到后期波动越厉害，这与灾害的频发、产量的减低、国家管理力度的松弛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第二类研究以小麦、高粱为代表重点考察了精粮、粗粮的价格对比变化，认为二者之间的整体价格差距越拉越大，是农家将粜精籴粗作为增加农作净收入行为产生并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第三类研究通过结合河南传统社会内部平衡性发展特征重点考察区域粮价之间的差异，认为其在有清一代大致呈现出豫北高、豫南低、豫东和豫西居中（部分时期豫东、豫西会彼此交换位置）的分布格局，而粮食贸易则按照这个排比格局的相反方向流通，即从低价区流向高价区。在这三类研究逐步展开的过程中，论文也揭示出两个主要结论:清代的粮食价格是一种国家宏观管理之下的市场价格，清代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中心价格机制。　　第四章，“禁曲六疏”中的制度启示——清代河南制度制约与粮食安全，主要从制度层面来解释清代中央朝廷和地方官府对于粮食经济社会的管理方式。论文从保证地区粮食生产及供应、保护商业行为下的粮食流通、直接介入省际粮食调配三个环节，试图在更广范畴上来理解“制度”的涵意并考察处于其间的清代官方执政机构具体实施的制度化干预措施。第一个环节中，仓储体系特别是民间性质的社仓、义仓的建设体现出官府对粮食储备的重视，主持引进蕃薯、反对鸦片种植体现出官府对保障粮食正常生产的重视，这些制度综合反映出官府在粮食供需方面的安全意识。第二个环节中，针对地方官员、商人、牙人三个不同群体，官府分别采取禁遏籴、禁囤积、收归牙帖发放权之类的管理措施和减免关税之类的激励措施，表现出他对商业行为中粮食流通的正确认识和规范、监督作用。第三个环节中，在诸如仓储体系、省际采买、漕粮征收等特定制度创造的空间中，官府经常会参加到具体的粮食贸易中担任买方或者卖方，以此来完成调解粮食供需平衡的职能。虽然三个环节中制度制约的对象各有侧重，但管理目的一致，即保证粮食供求平衡、调解粮食市场、稳定粮食价格。同时，随着清代国家管理力度的逐渐衰微，官府对这些制度执行的能力也逐渐减弱，导致经济干预的目的越来越难实现。这也是对清末粮价波动加剧现象的有利注脚。　　在论文主体章节一一展开之后，不难看出:清代，全国经济一体化的互动性发展背景下，拥有适宜农业种植环境的河南省主要承担着生活及生产原料输出区的功能。一方面，河南输出低值农产品为全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即以粮食为主的农业输出品支持着邻省口粮供应和手工业、工业、商业等专营区发展，也支持着华北乃至长江流域的经济进步;另一方面，河南输入高值手工业加工品，难以弥补输出的差额，在区域分工中长期处于劣势地位。这种情况的形成既是成本优势的体现也是经济分工的结果，继而表明河南发展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经济具有比较利益。至今，河南省在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仍然扮演着原料输出区的角色，但是他正在努力发展后续加工业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努力实现经济收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