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百年以来(1894—至今)的“乡下人进城”小说为研究对象,借由对核心文本的细读,尝试在百年以来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视阈下,以现代性为切入点,对百年以来的“乡下人进城”小说书写与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考察,在小说与社会历史背景双向互构的逻辑框架下展开研究,集中探讨中国的后发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在“乡下人进城”这一贯穿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小说创作母题之中的,其独特性何在,进而为中国后发现代性寻求一种新的阐释路径。本文试图对既有的研究模式进行突破和创新,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仅局限于文本内部的探讨,也把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生产机制等外部因素纳入研究的范畴,在更为开放的语境和视野中探讨城乡迁移问题及其所体现的复杂的现代性。本文在行文中抓住每一阶段“乡下人进城”小说所呈现的总体特征,围绕几个核心文本展开讨论,重点放在进城乡下人因时间穿越和空间迁移所引出的诸种问题上,以此来透视这一阶段“乡下人进城”小说中独特的“现代性”书写。根据社会结构性因素变迁而导致的社会场域变化、文学的发展特点以及此类小说自身的创作情况不同,本文分现代文学阶段、建国后“二十七年”文学阶段、1980年代、1990年代以后和新世纪叙事变奏五个时段来展开论述:第一章是现代文学阶段(1894—1949)的“乡下人进城”小说研究。这一时段是自由“资本”社会,乡土中国的自然经济在西方外来资本的入侵下逐步解体,乡下人进城多为一种“向城求生”的行为。这一时段的“乡下人进城”小说处于自发书写状态,多为“乡村破产”的副产品,尚未形成潮流,因社会历史原因呈现出1930年代创作相对集中的状况,以两类创作为主,一类是19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影响下的政治、经济视域下的创作,茅盾的《子夜》《微波》、王统照的《山雨》、丁玲的《奔》、叶紫的《杨七公公过年》等小说当属此列。这些小说文本多借由城乡政治、经济的破产来揭示外来资本入侵的罪恶,呈现出“半殖民地”国家想象色彩。“左翼”之外,这一时段其它作家诸如老舍、沈从文、王鲁彦等的“乡下人进城”小说多秉持文化批判立场,旨在揭示城市资本对人性的侵蚀,城市在作家的笔下被塑造成人性的“地狱”。上述两类小说可谓殊途同归,共同呈现出审美现代性批判色彩。第二章是建国之后“二十七年”文学(1949—1976)阶段的“乡下人进城”小说研究。这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新政权面临的是一个“国家进城”的问题。这一时期的“乡下人进城”小说在国家话语规约下主要呈现为“干部”进城叙事和“招工”进城叙事两种故事模式,小说中的“城”也呈现出从“消费的城市”到“生产的城市”的变迁,两类叙事共同演绎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双城故事”。“干部”进城叙事着力批判的是“消费的城市”中“糖衣炮弹”对于“进城干部”的腐蚀,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复杂的阐释和批评机制就完整呈现了当时社会对于“干部进城”的焦虑。“招工”进城叙事则试图用“斯巴达”式的“生产的城市”来消弭“干部”进城叙事中对于“消费的城市”的焦虑。柳青《创业史》中徐改霞的进城就纠结着对“消费的城市”的焦虑,但这种焦虑很快被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乘风破浪》等工业题材小说中的“生产的城市”所消弭,实现了“工业的疗救”。这两种进城模式的小说包含着一套符合国家社会转型的完整的叙事逻辑:“个人欲望”服膺于“国家意志”,这套逻辑见证了乡下人由“个体进城”到“国家进城”的历史变迁。此类小说正是以这种方式参与到对建国之初“农村包围城市”“接管城市”“建设城市”的“工业的中国”的总体性构想之中,对城市资本消费的审美现代性焦虑很快被社会现代性所取代,呈现出符合社会历史发展逻辑的现代性追求。第三章是1980年代(1977—1991)的“乡下人进城”小说研究。这一时段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乡下人进城为半自由的状态,体制因素尚未完全消除,“城乡二元体制”规约着此时进城的乡下人,陈奂生式“上城”故事和“高加林”式乡村知识青年进城故事是1980年代两种主要的进城模式。陈奂生式“上城”多为短暂行为,到城市购买日用品和出售农副产品是他们“上城”的原因,这种短暂的城乡迁移也同样让进城的乡下人“遭遇”了城市现代性,面对诸如城乡之间物质层面的巨大差异、城乡意识形态、城乡文化冲突等问题,小说中不无审美现代性批判意味。在“高加林”式乡村知识青年进城故事中,较之铁凝《哦,香雪》中香雪的“在乡望城”和路遥《人生》中高加林、贾平凹《浮躁》中的金狗的“城乡两难”,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进城更具“个体进城”的色彩,这种源自个体现代性觉醒而引发的进城符合1980年代由“改革开放”“城市化”“新启蒙”等时代话语所诠释的时代特征,也同样契合了社会现代性的发展逻辑。第四章是1990年代以来(1992—2007)的“乡下人进城”小说研究。市场经济大潮引发的“乡下人进城”热潮也同样引发了此类小说创作,这一时段的“乡下人进城”小说创作可谓是“众声喧哗”,创作主体和小说的数量都是前所未有的,已成为“表面上亚主流、实际上主流”的书写方式。“苦难叙事”“性别叙事”“乡村荒芜化”是这一时段此类小说持续关注的焦点,这些小说不同程度呈现出“问题小说”的特色,旨在揭露和批判。“苦难叙事”既关注进城乡下人必须面对的物质层面的生存困境,也不乏对他们因城市“他者”身份而引发的精神焦虑的关注。“性别叙事”在这一时段的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乡村女性身体沉沦和乡村学子城市婚姻两种叙事模式,其中乡村女性的身体沉沦故事最为常见。在“苦难叙事”和““性别叙事”中,作家把现代城市想象成“罪恶之源”,这种城市想象实质上是一种“城市焦虑”,是作家对于现代化进程中诸多负面因素的反思和批判。“乡村荒芜化”的书写则是一种“乡村焦虑”,城市的现代化不仅带走了乡村的劳动力,造成了乡村的“三留守”问题,乡村的传统文化也随之“荒芜”,“即将消失的村庄”已成为作家的共同隐忧。这三类叙事都旨在问题的揭露和批判,为读者呈现出的是现代性狰狞的一面,带有强烈的现实介入意识,揭示了进城乡下人所面临的“进不去的城,回不去的乡”的生存困境,更多呈现出的是一种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立场。第五章是针对2008年之后“乡下人进城”叙事变奏的探讨。国家层面的“和谐社会构建”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提倡对当下“乡下人进城”小说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地影响,这一阶段的“乡下人进城”小说既有“城乡融合”的“诗性”建构,也不乏阶层固化的隐忧。城乡融合的努力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城市乡村化的建构努力,乡下人的“进城梦”与城里人的“田园梦”通过“庄稼进城”这一叙事模式来完成,“寓言化”的书写最终实现了城乡融合的“诗性”建构;二是乡下人的城市融入,王安忆《骄傲的皮匠》中的小皮匠以骄傲与自尊赢得了城里人的尊重,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进城。这种“城乡融合”的“诗性”建构虽属“纸上构虚”,但其符合社会现代性的发展逻辑,是当下“城乡融合”的美好“愿景”。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东西的《篡改的命》、范小青的《碎片》触及的则是当下“乡下人进城”过程中“坚硬”的现实,诠释了“阶层固化”这一社会问题。这三篇小说与郝景芳的小说《北京折叠》共同勾勒出的是当下“城市新穷人”的“现在”与“未来”,小说在这一层面的叙事继续延续着此前几个阶段此类小说的审美现代性批判立场。本文在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百年视域中,在小说与社会文化语境双向互构的逻辑框架下,把百年以来的“乡下人进城”小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把文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关注文本生成的多重历史文化语境,既重视对百年“乡下人进城”小说的整体性的、历时性的考察,又注重共时性的研究和具体文本的阐释;既在“史”的视野中对“乡下人进城”小说进行线性梳理,又在“论”的视野中对其进行理论提升与观照;挖掘不同时期进城叙事与中国城乡现代转型的互动关系,借此阐释中国的后发现代性在此类小说中的体现与流变,进而探究百年以来乡下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轨迹以及进城之旅艰难的原因。本文的研究为中国的后发现代性探寻了一条新的阐释路径,不失为文学社会学研究范式解决问题的一种新尝试,对于深入解读当代社会文化病症,对于深刻反思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各种社会、历史、文化问题,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