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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Merton(1973)的开创性研究指出，在多期经济体中,投资者有动机对冲未来消费和投资机会集的随机变化。这意味着与消费和投资机会变化相关的状态变量已被资本市场定价，使得资产与这些状态变量的协方差会与资产的预期收益相关。宏观经济变量被广泛作为系统性风险因子，因为经济指标的信息能通过多种渠道对预期收益产生显著影响。所以，若投资者追求经济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机会，则本文将主要研究投资于风险资产（股票）的收益是否会受到其在经济基本面上风险暴露程度的影响。
本文首先通过构造经济不确定性指数（UNC），其主要包括实体经济不确定性指数（EU）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其中实体经济不确定指数通过工业增加值的增速、通货膨胀、利率的风险溢价、利率的期限结构等宏观经济变量的条件异方差表示；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是反应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的量化指标，引用由西北大学、斯坦福大学与芝加哥大学的三位学者(ScottR.Baker、NickBloom、StevenJ.Davis)编制的数据。
然后基于Fama(1992,2015)多因子定价模型，(1)用经济不确定性指数构建个股的风险暴露(βUNC)，然后统计其分组组合的收益，并检验βUNC是否能够被股票的其它特征变量所表示，(2)在控制其它常规横截面的预测因子对以上分组组合的影响，分别采用双变量分组和Fama-MacBeth回归检验经济不确定是否对股票收益产生影响，(3)然后对经济不确定溢价是否定价进行检验，(4)然后对βUNC的持续性与其及溢价的时变性进行检验，(5)最后对论文的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实证结果显示，(1)以βUNC分组的组合，高βUNC组合比低βUNC组合平均收益率每个月要高出0.18%，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2）在控制了常规的定价因子的情形下，双变量分组和Fama-MacBeth回归结果均显示经济不确定性风险与收益率之间有正向关系；（3）在经典的Fama三因素模型上加入经济不确定性溢价(URP)后，组合的超额收益能被更好的解释，表明经济不确定性溢价参与了股票的定价。
本论文存在以下方面的不足：构造的实体经济不确定指标不够全面，在构造实体经济不确定指数时，所选取的描述宏观经济的指标数量有限，可能不能够全面的刻画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导致所构造的经济不确定性指标不够准确全面反映实际经济的状态。在计算个股βUNC时只用了滞后2年的数据做滚动回归,可能对计算的结果的稳定性有影响。
本文首先通过构造经济不确定性指数（UNC），其主要包括实体经济不确定性指数（EU）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其中实体经济不确定指数通过工业增加值的增速、通货膨胀、利率的风险溢价、利率的期限结构等宏观经济变量的条件异方差表示；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是反应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的量化指标，引用由西北大学、斯坦福大学与芝加哥大学的三位学者(ScottR.Baker、NickBloom、StevenJ.Davis)编制的数据。
然后基于Fama(1992,2015)多因子定价模型，(1)用经济不确定性指数构建个股的风险暴露(βUNC)，然后统计其分组组合的收益，并检验βUNC是否能够被股票的其它特征变量所表示，(2)在控制其它常规横截面的预测因子对以上分组组合的影响，分别采用双变量分组和Fama-MacBeth回归检验经济不确定是否对股票收益产生影响，(3)然后对经济不确定溢价是否定价进行检验，(4)然后对βUNC的持续性与其及溢价的时变性进行检验，(5)最后对论文的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实证结果显示，(1)以βUNC分组的组合，高βUNC组合比低βUNC组合平均收益率每个月要高出0.18%，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2）在控制了常规的定价因子的情形下，双变量分组和Fama-MacBeth回归结果均显示经济不确定性风险与收益率之间有正向关系；（3）在经典的Fama三因素模型上加入经济不确定性溢价(URP)后，组合的超额收益能被更好的解释，表明经济不确定性溢价参与了股票的定价。
本论文存在以下方面的不足：构造的实体经济不确定指标不够全面，在构造实体经济不确定指数时，所选取的描述宏观经济的指标数量有限，可能不能够全面的刻画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导致所构造的经济不确定性指标不够准确全面反映实际经济的状态。在计算个股βUNC时只用了滞后2年的数据做滚动回归,可能对计算的结果的稳定性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