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以及“十三五”规划的推进,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拓宽了崭新的空间。但“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政治法律制度迥异,对于装备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也各有差异。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来解释是何种因素影响了一国的出口。其中,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制度质量与国际贸易的关系逐步引起重视。研究都指出,商品出口青睐于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贸易主要分布在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本文也从制度质量的角度出发,通过理论与实证渠道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口地理结构的影响。首先,笔者从交易成本与不完全契约角度分析了目的国制度质量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地理结构的影响。一方面,选择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三个方面的多个视角分析了目的国制度质量对双方交易成本的影响,发现目的国的制度质量越高,会降低贸易中的交易成本,进而影响我国装备制造业对目的国的出口量。再者,选取不完全契约的角度建模研究出口发展的动态运动,假设母国的出口商依赖于外国的制度质量来判断外国进口代理商的类型,进而由出口商选择是否出口及出口额、是否保持继续合作。通过数理推导证明,外国的制度质量越高,通常认为外国代理商是有远见的可能性大,则出口商一开始会以越高的出口量出口,且与外国代理商的合作关系持续时间越长,未来的出口额也会增多。其次,本文以2002-2014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为被解释变量,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为主要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1、将15个指标根据其含义分成经济、法律、政治制度三类,并将各分项指标分别纳入方程回归,所得结果显示大部分指标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地理结构都呈正向影响,但也有下列指标：金融自由度、产权保护度、政府规模、政治民主度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地理结构呈负向影响。2、再者,考虑目的国的总体制度质量水平,发现：目的国的总体制度质量水平越高,我国装备制造业对其出口更多。当总体制度质量提高1个单位时,相应的出口额将提高11.8%。以我国的总体制度质量得分为分界线,将样本数据分为两类分别进行回归,得到制度质量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在制度质量高的国家中更为显著,而在制度质量低的国家中则并不那么显著。3、通过计算2002-2014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到53个国家的预测出口额,将其与实际出口额进行比较,进而将53个国家分为三类：潜力再造型、潜力开拓型、潜力巨大型,并对该三类提出简单的应对措施。最后,本文从四个角度提出措施,我国应重点发展与制度质量较高国家之间的出口贸易,积极应对贸易摩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深化装备制造业的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