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高投入”和“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弊端已显现。主要表现在：行业产能过剩,生产率偏低,企业利润走低,资源消耗严重,竞争优势不足；民生状况令人堪忧,城乡间收入差距过大,生活消费、教育和住房成本逐年攀升。面对国内外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复杂发展态势下,调结构、转方式的主动调控势在必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科学调控,政策实施以及政策调整下的产业整合的绩效更需要综合分析。鉴于“十二五”开局面临的国内外复杂的经济背景,本文以政府政策和产业整合的绩效为基本研究脉络,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理论与经验方法,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从宏观、微观层面重点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宏观调控背景下的政策实施与产业整合的特点、发展趋势、成因及绩效。本文研究将有助于深入探讨政策变迁与产业整合的内在机理,丰富现有的政策与产业整合理论,并且有利于政府和相关部门合理制定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和谐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调控措施。本文主要研究工作及形成的结论包括：第一,本文首先以提高产出效率与促进公平分配两种政策变迁模式为研究主线,基于已有研究和我国现阶段经济背景,在国内外已有文献基础上提出影响效率、收入的重要假说,遴选出产出效率、收入分配等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变量,然后基于1981-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动态模型,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测算出主要政策工具变量对政策目标变量的边际影响系数,最后形成政策与效率、收入的相关关系,最终为促进我国有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推动现代化进程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经过逻辑论证和经验检验,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经济增长应与效率和收入同步增长；(2)实施产业适度均衡发展战略；(3)提高劳动者整体质量；(4)继续推动私有化和产权明晰制度化建设；等等。此外还得出如下政策启示：不同的政策目标需要协调统一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长远规划框架下；不同的政策变迁模式需要有不同的政策工具变量集相配套；只有观察一个政策对整个社会系统的综合影响,才能做出正确评价和最优选择。第二,鉴于以产业间和产业内资源整合为目的的系列产业政策的密集颁布和实施已成为近期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主要方向,本文进一步拓展整合研究的空间,从微观层面上丰富产业整合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大部分对产业整合的研究文献局限于产业层面或局限于第三层面的某一产品或某一类型企业层面,不能有效地系统分析产业整合及其具体表现形式的特点和机理。本文通过对2003-2008年发生的主要上市企业的并购事件(第三层面)的分析,归纳出现阶段产业整合的特点、趋势及主要模式,提出我国产业整合的时代性特点,并预测它的未来发展趋势。另外,至今研究整合所依托的理论框架虽然比较多,但都没有合理解释微观产业(企业)整合的边界。本文将结合这些案例,在归纳整理不同特点整合模式的基础上,通过科斯—威廉姆斯的新组织理论框架来分析不同整合模式的形成机理及整合的有效边界。至今的文献还无法充分解释微观整合模式与整合绩效之间的关联性。本文将通过整理2003-2008年上市企业并购整合后的财务数据,运用截面数据的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并购效率以及并购整合后的企业绩效变化。研究认为：(1)总体上,我们需要判断整合发生的产业间或产业内要素等转移是否会比以前的使用更有效率。(2)纵向整合、地区内和行业内发生的有效整合一般会促进长期的主营利润率；跨区域的互补型整合一般会正向影响净资产收益和每股收益；同一集团发生的整合交易对绩效的长期负向影响需要引起注意。(3)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适合在区域内聚集发展；现阶段大部分整合行为还不会显著影响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长期绩效。第三,作为产业整合的具体微观现象,企业“纵向一体化”已引起我国政府、业界和学者的广泛关注。既有研究对引起纵向一体化的因素分析有所分歧,且交易主体特征被忽视。鉴于此,本文系统梳理已有研究范畴、理论和方法,并选取我国工业行业和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多层次深入分析决定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的关键因素。研究认为,(1)不同类型的企业和行业的纵向一体化水平具有不同变化特征,且企业的纵向一体化水平具有动态变动特征。(2)解释企业纵向一体化水平变动的综合框架应包括三大类因素：交易环境、属性和主体特征。(3)资产专用性水平对纵向一体化的影响产生滞后效应,且大部分维度对不同特征的企业影响方向有所差异。以上研究结果将对我国不同类型的企业兼并重组等纵向产业整合决策具有借鉴意义。第四,国家产业政策的主要调控方向从长远趋势看应是鼓励“民”进“国”退。但为什么近期会出现少数特殊经济现象“国进民退”?本文以淮南矿业重组芜湖港为典型案例,在威廉姆森纵向一体化模型基础上分析组织形式变化对企业交易成本和将来绩效的影响,而且针对产权制度的变革对企业治理成本产生的潜在影响进行系统论述。本文采用的“产权变革+组织变化”的分析模式,对深入分析“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的产权演进案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依此可以更明确地分析制度变迁对企业绩效的综合影响。借助案例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国进民退”的产权变更也许会带来额外增加的组织费用,但是,只要企业采取的有效治理结构使组织费用的增加额小于纵向一体化带来的企业效益增加额,一个特殊时点下的“国进民退”的产权变更安排暂且不被认为是一个“绝对失败”的选择。尽管少数特殊时点下会出现“国进民退”微观经济现象,但由于产权明晰的制度变迁是我国现阶段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因而本文认为国家仍需继续推动私有化和产权明晰制度化建设,。本文的研究特色及创新工作包括：第一,借鉴与拓展制度变迁理论,深入分析我国主要政策实施的绩效。诺斯和布罗姆利的制度变迁理论在理论界占据重要地位,但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所要求的理论应接近一个国家的特殊时点的经济背景。本文将结合制度变迁理论,形成我国政策手段与政策目标的内在关联的理论研究平台,在此基点上深入研究我国政策实施的绩效,最终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第二,本文一方面详尽阐述了我国“十二五”情境下的政策要求,全面考虑了主要经济政策对我国调控目标的综合影响,并且横向比较了同一政策工具对不同政策目标的边际作用,提供了更为系统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基于我国现阶段宏观政策背景,详细分析了产业整合的成因、特征及其实施效果,最终能提供宏观政策调控情境下面向微观行为的具体政策引导。第三,本文恰当地结合主要制度经济学理论,针对我国现实情况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型,采用动态面板建模方法与截面数据检验方法检验政策实施与产业的绩效,并采用情境分析与特殊案例模式研究企业权利变更行为的效果。本文对于系统、深入地总结和归纳国内外理论模型和方法,并开展创新性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理论意义。尽管本文已取得一定的前期成果,相关成果发表《中国工业经济》、《宏观经济研究》、《经济管理》、《资源科学》、《财经问题研究》等杂志上,但是受学识、时间所限,论文研究仍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理论基础方面仍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尤其是,今后需要进一步深刻解析政府“政策”从提议、制定、实施到修改整个流程,深入探讨影响政策绩效的微观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