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学者对社会的抱负,表现在思想上就是“经世致用”。作为一种传承文化,它可上溯春秋战国,下续当今岁月。“经世”一词,始见于《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贬。”“致用”指“尽其所用”,《易·系辞上》曰:“备物至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于圣人。”经世致用也被称为“通经致用”、“学以致用”,主要强调积极的面世态度,树立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体和核心的文化。自孔子始,历代儒生都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远大抱负,“学而优则仕”是传统士子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标,其基本特点是注重实践、积极入世和经邦济国。中国是一个地域文化非常发达的国家,在众多的区域文化中,湖湘文化以其独特的风采在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大文化中独树一帜。它所具有的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传统、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和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浸润着三湘四水的湖湘人民。在湖湘文化与经世致用思想双重渲染下,曾国藩以其非凡的学识和惊人的事功,不仅为同时代的人也为后世人所景仰。他以“指划天下,物议朝野”的大帅作风和以“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的处世精神为后人所表率。曾国藩作为历史名人离我们远矣,但他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无论是他创办湘军、开启洋务,还是派遣留学生,对近代科技和教育的发展,都具有功不可灭的意义。正如清末学者夏震武所说:“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著名学者唐浩明对其评价为:“曾国藩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华夏文化培育出来的最为优秀的成功者。他积极入世,在有限的生命里,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充分体现了《左传》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曾国藩在这三个方面都有出类拔萃的表现,因此堪称大成功。”胡锦涛总书记以“继续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指示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取向。晚清重臣曾国藩成为人们极力关注的对象。顺应这股历史潮流与时代契机,本文主要研究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及其影响,并从四个部分加以论证。第一部分主要是论述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之生成。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的思想有其产生的根源,是五千年文化的缩影;而他经世致用的理论实践,又具有湖湘文化地域特色,是传统文化与湖湘文化的催生物。第二部分,主要是分析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的哲学意蕴。作为理学大师、“一宗宋儒”,他的哲学思想是丰富的,既汲取百家精髓而又有新的突破,于“格物致知”、“达己达人”等有其深刻洞见,这当然与他自身的刻苦钻研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分不开。第三部分,主要是论述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的有为表现及影响。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是成功的。本文主要讲述他藉以成名的二件大事,即创办湘军和兴办洋务,影响和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启示意义。第四部分主要讲述他对中国近代教育所形成的影响,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的来分析他的经世致用思想。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的哲学意蕴和其对后世的影响是本文的核心,其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发意义是本文的创新所在,也是我们学习和借鉴之处。同分析任何历史人物的思想一样,我们也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颇具争议的人物,他的思想既有合理进步的成份,也有消极的因素。由于过于“忠君”,而阻碍了历史潮流的发展;强调经世致用,以实用为旨归,而忽视对制度深层次的改革;西学为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而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社会科学不予以重视。这既是他个人的失误也是时代的局限,是历史铸就了他,是时势把他推向了最前沿,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的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和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1]晚清动荡的时局、外忧内患的艰险使这位曾老夫子别无选择,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中兴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