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全球化进程和中国的崛起,中国和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翻译由此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一环,翻译学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曾引进一批国外翻译理论,带来了翻译学的蓬勃发展。然而,与西方相比,中国译学发展似乎仍较为落后,许钧教授(1996:3)曾指出:“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在人才的培养和学科的建设上也比西方要落后一大步”。迈入21世纪后,中西翻译学的发展都进入一个新阶段,它们各自取得了哪些进展?中西方译学发展又存在哪些异同?中国翻译学发展仍有哪些不足之处?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法,利用计量可视化软件CiteSpace、中国知网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功能等,分别对1997-2016年间,来自Web of Science(WOS)所收录15种国际翻译学期刊的3063篇英文期刊文章和来自中国知网的3000篇(选取每年下载量的前150)的中文翻译学期刊文章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分析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一出版总量、关键词和引用文献。为便于对比,本研究同时采用了 TSB翻译研究数据库和Google Scholar搜索数据。研究发现,WOS关键词所展现的西方翻译学现状印证了 Chesterman(1998)的预测,即从翻译本身转向翻译者和翻译决策,从规定性研究转向描述性研究,从哲学概念性分析转向实证研究,此外,也展现出Tymoczko(2005)所说的翻译与新兴技术的联系。作为补充的文献数据展现了西方翻译理论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向。CNKI关键词和引用文献数据展现的中国翻译学现状有以下几个特点:1)中国翻译学研究各领域均取得一定进展,尤其是在翻译学科建设、口译和语料库研究方面,在理论方面也有一定创新;2)中国翻译学仍较为关注文学翻译,显示出规定性研究倾向,偏重应用研究尤其是翻译教学;3)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较少。与西方相比,中国翻译学尚存在以下不足:1)中国翻译学研究偏向规定性和文学翻译,翻译研究主题应进一步扩充;2)中国翻译理论研究需要深入和创新;3)应扩大实证研究方法在中国翻译学领域的应用。基于分析结果,本文从翻译教学、拓展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话题多样化和中国文化特色三个方面对中国翻译学建设提出了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