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认为“至今最伟大的事是对隐喻的掌握,隐喻是不能向他人传递的,它是天才的标志,因为要创造好的隐喻意味着对相似点具有敏锐的眼力”。[1]文学中的隐喻性思维就是将两种不同的经验同构并形成意义上的关联,论者在解读莫言小说时发现作家笔下的人物命运和生命形态看似错综复杂,甚至神秘莫测,但背后反映出来的是莫言敏锐的洞察力,他能洞悉作为始源域的物象与作为目标域的意义指涉之间的同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意义的指涉、相关、同构使莫言的小说充满了丰富性与多义性,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充实了莫言小说的文学内涵和审美意蕴:《红高粱》用杂种红高粱隐喻张扬着生命意识的先辈已消失殆尽,后辈已然失去了原始生命力;《生死疲劳》用愈筑愈高的火炉和日益缩小的土地隐喻人们对土地的背离和遗忘……通过对莫言小说中隐喻的解读感受作家对人的生命本质和生命形态的探寻和思考。论者认为隐喻的叙事策略使莫言小说丰富且多义,意义的功能指向与作为表象的物象世界相关联。不论是植物意象还是动物叙事,抑或朴素的身体隐喻以及文化反思都寄予着作家对历史的感知以及对“人”的生命存在形式的深刻反思和观照。理解隐喻的叙事策略是解读莫言魔幻、光怪陆离的文学世界的一把钥匙,论者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切入点对其作品进行新的认识和思考。本文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分别对植物意象、动物叙事、表象存在等与人的生存状态同构的意义指涉进行分析,概括出莫言对历史的书写强大而厚重,历史和生命始终是莫言小说中永恒的主题——刻画和摹写超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超越了国家和人民历史的家族表达,将人物所经历的历史事件进行一种个人经验化的表达;从乳房隐喻和恋乳隐喻两个方面着手,通过女性身体上主要生殖器官最直观的变化隐喻对子孙后代命运的隐忧以及“种的退化”的痛楚;缴械的男性形象这一角度出发分析以上官金童为代表的男性群体隐喻野性生命力丧失的倾颓,上官家族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家族缩影隐喻了中国近代斑驳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以《酒国》、《生死疲劳》、《姑姑随后驾到》、《檀香刑》等文本为依托,构建起土地、酷刑、吃人主题与人的土地意识、暴行主题以及原欲倾泻之间的同构关联和意义相关,以此来体现莫言对人性幽暗进行批判的审美意识和荒诞超越理性的审美意蕴。最后,在结语部分中以辩证的思维反观莫言小说中隐喻叙事策略体现出来的诸如言语不加节制的倾泻、混杂等局限性,并反思自己在写作过程中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