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第三次高潮，涌现了大量的区域贸易协定。一方面，由于世界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WTO谈判受阻，1999年西雅图谈判不欢而散，新一轮全球多边贸易谈判自2001年发起以来就举步维艰，最后无果而终；另一方面，欧盟和美国等大国把对外贸易政策由“以多边合作为重心”转向“以双边合作为重心”，引发了区域贸易协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中国和东盟等经济体的推动下，东亚形成了以东盟、三个“10＋1”和“10＋3”甚至“10+6”为支撑的合作框架，许多东亚成员也在加速同区域内外成员创建自由贸易协定，使得众多次区域和双边FTA在亚太地区蓬勃发展起来。但上述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急需一个由其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来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在此背景下，美国大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发展，经过7年多的艰苦谈判，TPP谈判终于在2015年底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12个亚太国家于2015年10月5日达成了TPP协定。TPP的实施必将会给亚太地区带来贸易规则的改革和贸易格局的变化，中国作为亚太地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与TPP成员具有紧密的贸易联系，TPP的实施必将对中国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使得中国必须要提高警惕，正确应对。　　首先，本文在研读大量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提出适用于TPP研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TPP协定不仅包含关税减免，而且包括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的相关规定，只选一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分析TPP是不够的，因此本部分选用了关税同盟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和共同市场理论作为共同研究TPP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基础；此外，TPP高标准规则突破边境规则，已深入到边境后规则，因此，本文还选用了贸易政策的制度经济学观点作为研究TPP的理论基础。理论研究发现，由于“间接贸易偏转”效应的存在，相较于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是一种次优安排。　　其次，本文对TPP的主要内容及特点进行了定性分析。TPP所涉及的贸易议题已经远远超过传统自由贸易协定条款，对部分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套全新的贸易规则。TPP定位于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核心，以公平贸易为主线，以负面清单和国民待遇为基础，全面且平衡地引领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进程，充分体现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国际贸易规则改变的诉求。　　再次，本文运用贸易结合度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互补指数分别测算2002～2012年间中国与TPP成员之间的贸易联系、贸易竞争性和贸易互补程度，实证结果表明：除加拿大、墨西哥之外，中国与TPP其他成员均保持着密切的贸易联系；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TPP成员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于初级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与中国存在较低的贸易竞争性；TPP成员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很高，表明中国与TPP成员之间具有较广阔的贸易合作空间。　　在定量分析和理论研究基础上，本文运用GTAP模型和制度经济学理论分别对TPP进行了经济效应研究和制度经济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TPP的实施会使中国的GDP、进口贸易、出口贸易、福利水平和贸易条件遭受损失；如果RCEP能够顺利谈成，不仅能够抵消中国在上述方面的损失，而且还能获得较明显的正向收益；若亚太地区形成统一的FTAAP，所有APEC国家的实际收入、进出口、福利水平均将得到改善，发达国家贸易条件均会得到改善，而中国、马来西亚和越南这三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将恶化，福利效应提升最高的三个国家为美国、日本和韩国。值得注意的是，只属于TPP或RCEP其中之一的国家（地区）在FTAAP实施时获益最大，各种宏观经济指标优于两个独立的路径（TPP和RCEP）同时实施时的经济效益；而既属于TPP、又属于RCEP的国家在统一路径（FTAAP）上的收益却不及两个路径分别同时实施时的经济效益，本文认为原因之一是由于“间接贸易偏转”效应的存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巨大国际市场的分离使得“间接贸易偏转”效应发生的概率显著提高且偏转程度也会增加，例如，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越南和新加坡可以利用TPP的优惠关税待遇将自己本国的产品低价出口到美国市场，相同产品国内供给不足的部分可以利用RCEP的优惠待遇低价从中国进口以自用；同理，这六国也可以将相对于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利用RCEP的优惠待遇出口到中国，同种产品国内供给不足的部分利用TPP的零关税从其他TPP成员国进口用来满足国内消费。这种作法不违背原产地规则，可以获得巨大的“间接贸易偏转”效应，尤其当两个进口市场原本经济高度互补，但是两个市场却被制度分离时，第三国利用优惠安排可以双头获利。　　最后，TPP协定内容包含了大量的边境后规则，充分体现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诉求，有效的制度安排不仅降低了自由贸易区里的交易费用，有利于TPP各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形成，而且有关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的规定可以促成区域内合理分工，形成规模经济，这些制度优势将影响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分工格局和贸易地位。　　综上所述，TPP减免关税形成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经济效应影响并不是十分可怕，通过GTAP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对中国当前的经济福利水平影响是有限的且中国可以通过推动其他自由贸易协定有效规避TPP的不利影响。然而，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发展，TPP制定的边境后规则需要我们警醒，因为这些先进的制度安排有利于TPP整体形成比较优势，在自由贸易区内形成新的国际分工，是对中国参与亚太地区国际分工的一种扰乱，这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是十分不利的。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应采取的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