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1797—1851)生于十八世纪后期政治动荡的年代，那时在法国和美国都发生了大革命。欧洲的工业化促使了中产阶级的迅速兴起以及由乡村到城市的人口大迁移，社会的稳定局势发生很大变化。玛丽·雪莱本人的家庭背景也不同寻常。她的父母都是文学界名人，父亲威廉·戈德温是政治家和哲学家，母亲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而丈夫珀西·雪莱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1818年，年仅19岁的玛丽·雪莱发表了小说《弗兰肯斯坦》或《现代的普罗米修斯》，这个关于一个年轻的科学家制造了一个怪物的故事，在将近两百年的岁月中抓住了我们的想象并出没于我们的梦魇。在对当今时代科技自满情绪的质疑声中，它几乎成为必不可少的相关话题。玛丽·雪莱小说的多义性和矛盾性与同时代的文化主流不同，但是正如小说副标题《现代的普罗米修斯》所示，小说仍然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怀。玛丽·雪莱处于边缘位置，在当今的学术界里人们将对她的“抵抗”和“颠覆”大加赞扬。论文试图追寻怪物在人类世界寻找自我和身份的悲惨命运，揭示其代表了人类自我的丢失和与自然、社会的隔离。从而阐释小说的神话。论文包括五部分。第一章涉及自我的定义。人类从未停止思考这样的问题：我是谁?被遗弃在陌生的世界里，怪物不得不孤立自己，变得“隐形”和沉默。从婴儿到“他者”，从亚当到撒旦，他的自我描述不可确定、变化无常，他是外族的入侵者和违背者。第二章集中讨论了怪物对社会关系的追求。如果怪物想要稳定身份，他必须建立社会关系。怪物尝试与人类交友，但是他的畸形吓跑了人类；他想得到一个女怪物的计划也流产了。怪物在自我定义途中遭受的悲剧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比如父权野心和父权机构、人类的偏见、孤立和残酷。第三章揭示了怪物和他的创造者维克托·弗兰肯斯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至少存在四种关系：创造者和被创造者、无意识和有意识、控制者和被控制者以及追逐者和被追逐者。同时，他们的关系也是不断移位变化、不易定义的。第四章对小说中三个主要的男性人物进行了比较。他们都过着流放的生活。一方面，人们对权利和权势的父权欲望及追求驱使他们在科学研究的名义下开拓自然，却忽视了家庭氛围中的人类情感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孤立陌生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受到失去自我定义能力的威胁，从而遭受到“身份危机”。每个人都竭力找到自己的“根”，固定自己，避免自己随波逐流。最后一章是关于自我的回归。玛丽·雪莱暗示了自我回归的途径：女人、自然和社会。在小说中，女人象征了家庭、和平、关爱及男人的精神支柱，不幸的是，她们同时也是男人追求权利和野心抱负的牺牲品。对于维克多，自然是能力和力量的象征，是补充勇气和力量的源泉。叙述者沃尔顿与一个团队一起工作，因此他比维克多更加现实。他的旅途更像偕同一个小社会团体的冒险经历，磋商和协定必不可少。沃尔顿记录维克多的悲惨经历，维克多的叙述变成他可以借鉴和避免重复的教训。总之，怪物的产生意义深远。他的身体用尸体的骨头制造，他是一个由死亡到生命的违背者，他的“出生”或生命的给予是通过电完成的。没有母亲的出现，是违反自然法规的。他的创造者维克多也是一个违背者，一个制造生命的“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并得到惩罚。他篡夺了女性的独特权力一生育，并成为一个全能的双亲；而沃尔顿痴迷于开拓一块处女地。他们的追求造成了家庭和社会生活的牺牲，他们与社会隔离开来并危及了他人的生命。他们过多的男性主义是造成怪物以及他们自己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被剥夺了女伴的怪物是一个被孤立的人的范例，一个“所有人”，漫无目的、孤独地徘徊，没有人可以帮忙。怪物的命运充满着厄运，他总是被拒之门外或被人误解，像一个被驱逐的孩子和被人冷落的坠落的天使，像天堂之外的魔鬼，像被剥夺生活权利的沉默者，像隐藏在无意识中的“他者”。对“孤立”的戏剧化描写直到今天仍然是现代文学中的中心主题。《弗兰肯斯坦》的故事在西方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神话。玛丽·雪莱持久的声望源于小说的不定性和模棱两可。她向传统观点挑战，并预测了未来。怪物的自我定义不确定并且变化着，人们对于怪物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怪物不仅仅是科学战胜自然的男权胜利的象征，而且象征了人类的孤立和异化，以及人类心理的错综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