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竞争是由蒂博特模型(1956)开启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税收竞争成为了公共经济学领域中的重要命题。从研究范围来看，学者们最初关注的是国内税收竞争，后来才慢慢开始关注国际税收竞争，并使国际税收竞争成为了热点话题；从研究领域来看，学者们最初主要进行的是理论研究，而现在则更多进行的是实证研究。 本文进行的是国内税收竞争研究，并且严格限定在中国省级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层面上，主要以实证分析为主，在实证的基础上辅助作了一些规范分析，同时还运用了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归纳和比较等经济学研究方法。概括起来，本文所阐述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分析了中国省级政府间开展税收竞争的制度背景。对制度背景的分析，是进行中国省级政府间税收竞争实证研究的前提，因为无论对经验数据的分析最终在客观上给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即无论中国省级政府间是否存在税收竞争，其激烈程度如何，它都是基于一定制度框架的产物，必须受到已有制度的约束。而通过对中国既定制度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现行制度对实现规范、合理、有序的税收竞争的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这为文章最后提出政策建议也打下了基础。 归纳起来，中国地方政府间开展税收竞争的制度背景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开始转轨，由原来的计划经济渐进转型为市场经济，与此同时，各个主体包括地方政府都逐步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这使得地方政府具备了开展税收竞争的主观能动性；(2)中国的财税体制由“统收统支”、“分级包干”转变为了“分税制”，中央与地方的收支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规范，但是税收立法权依然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所以这种财政分权是不完全的，存在着缺陷，必然会导致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不合理、不合法；(3)中国实行的是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这也是地方政府间开展制度内税收竞争所能使用的主要手段；(4)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评价制度中，主要是以可量化的GDP指标来作为官员晋升的标准，这使得自私的官员们会想尽各种办法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其中税收竞争就是一种被经常采用的手段，中国省级政府间税收竞争研究——基于1978年以来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官员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不惜通过恶性税收竞争来获得短期的经济增长，为自己捞取晋升的政治资本。 其次，本文自主构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税收竞争反应函数模型，对中国省级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反应函数作了截面估计。应该说国内外学者在估计税收竞争反应系数以证明税收竞争存在性的时候，所构建模型基于的原理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考察给定地区税率对其他竞争性地区税率的变化所作出的反应。但是在对权重和控制变量的选取上存在着差异。由于给定地区的竞争对手通常不止一个，而是许多个，这些竞争对手的重要性是不同的，这就需要对它们赋予不同的权重值。本文以铁道距离即各竞争性省份与给定省份的邻近程度来作为判断这些竞争性省份对给定省份重要程度的标准，距离越近，竞争越激烈，所赋予的权重值也就越大，同时选取了给定省份的人均生产总值和人均公共支出来作为控制变量。 为了与国内的同类研究进行比较，本文选取了1992年(分税制改革前)和2006年(分税制改革后)两年的截面数据对中国省级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反应函数进行静态估计，得到的结果与沈坤荣、付文林(2006)迥然不同。在沈坤荣、付文林(2006)的结论中，除了以铁路距离、GDP与铁路距离的比值为权重的1992年的平均预算外负担竞争模型，其他所有的税收竞争反应系数均为负值，这与现实中各个省的宏观税负竞相下调的事实不符；而在本文的截面数据模型中，所有的税收竞争反应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笔者详细分析了出现这种根本性差异的原因：(1)沈坤荣、付文林(2006)在设定的模型和估计的模型中有不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前者无截距项，后者有截距项，实质上采纳的是有截距项的模型，笔者参照了国际上同类研究的一些做法，基本上税收竞争反应函数模型的设定和估计中都是没有截距项的，再加上因变量和解释变量都是税率，都是相当小、与零接近的数值，这是无截距项模型的典型特征，所以本文选取了无截距项的模型；(2)估计方法不一致，沈坤荣、付文林(2006)采用的是似然不相关回归方法，而本文在对截面数据模型的估计中采用的是加权最小二乘法；(3)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也存在一些差异。其中模型设定中关于截距项的取舍不同是两篇论文中税收竞争反应系数出现方向性偏误的根本原因，而估计方法和控制变量选取的不同只会影响估计值的大小。 再次，利用面板数据对中国省级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反应函数作了面板估计。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面板数据得到的估计结果要远比截面数据来得可靠，尤其税收竞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各级地方政府反复博弈的结果，因此，要想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省级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状况，仅用截面数据进行计量估计是不够的。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得到的估计结果，与截面数据模型得到的估计结果没有方向性差异，即税收竞争反应系数的符号一致，均为正值。 该面板估计采用似然不相关回归分析方法，分别对一般预算内平均宏观税负、预算外平均宏观税负和预算内外收入之和的平均宏观税负作了回归，并且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界，分阶段对它们分别作了回归，得到了税收竞争反应系数，从中发现了中国省级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一些规律。具体结论为：从整体面板数据回归来看，所有的税收竞争反应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在中国各省级政府间确实存在着税收竞争，这种交互作用是同方向的；所有的税收竞争反应系数在分税制改革以后均大于分税制改革以前，这说明中国省级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在分税制改革以后日趋激烈。 第四，对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各自的税收竞争反应函数进行面板估计。考虑到中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情况，本文对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各自的税收竞争反应函数作了面板估计，因为税收竞争更容易在地理位置接近、经济环境类似、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地区之间发生。分区域利用面板数据估计税收竞争反应函数，这在国内同类研究中也是第一次。该部分内容运用似然不相关估计方法，对三大区域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得到了如下结论：三大区域的所有税收竞争反应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每个区域的各省级政府间采取的均是同方向的税收策略行为；除了东部地区各省级政府间的一般预算内平均宏观税负竞争反应系数在分税制改革以后由分税制改革以前的0.615下降到了0.522以外，其他所有的税收竞争反应系数在分税制改革以后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大，这说明三大区域内部的税收竞争在分税制改革以后基本上都是日趋激烈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通过对三大区域回归结果的分析，发现了一个重要规律——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税收竞争越弱，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税收竞争越是激烈，这说明税收竞争本质上还是一种比较低级的竞争形式，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各级政府会更倾向于进行公共支出方面的竞争。 最后，总结全文，并对如何规范中国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行为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通过实证分析，本文找到了中国各省级政府间存在税收竞争的明确证据，并且发现无论是从全国的情况来看，还是从分区域的情况来看，中国各省级政府间的税收竞争都在分税制改革以后变得日趋激烈了。而对中国地方中国省级政府间税收竞争研究——基于1978年以来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政府间税收竞争制度背景的分析又表明，中国现行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地方政府间竞相通过税收竞争来争夺流动要素，从而推动本地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税收立法权的缺失和官员政绩考核标准的不合理，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大多是制度外税收竞争，大量存在不合理、不合法的情形。为了引导中国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走向规范、合理、有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本文结合对中国省级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制度背景分析和实证分析，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1)建立科学的民主决策机制；(2)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推进财政分权；(3)改革和完善税收立法体制；(4)建立区域间的税收利益协调机制；(5)树立科学的政绩观，改革官员政绩考核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