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出发，研究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探讨这两个市场价格的内在传导机制，定量化了解它们的互动关系，认识两个市场的相互作用机理，探讨目前两个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现状及其成因，为合理协调它们问的资源配置关系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界定和分析金融市场溢出效应的基本概念及内涵，阐述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溢出效应的形成机理。接着在对比中国股市和债市波动基本统计特征的基础上，检验了两个市场之间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在此之后，探讨了两市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继而对股市和债市溢出效应的数量特征进行细致研究。最后，基于以上结论对我国股市和债市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现状进行制度分析，为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文章分为八章。 第一章主要是对研究问题的概述和先行调查研究。本章首先指出研究股市与债市的溢出关系不仅从理论上可以更清晰认识不同收益率波动交互特征，而且也是目前我国优化金融结构、维持国家金融安全和稳定等方面的重要内容。 第二章是对股市和债市溢出效应进行一般分析。本章首先界定了溢出效应的概念和内涵；接着指出虽然两个市场在聚敛、配置和调节等基础性功能上存在差异，但在资金、价格和风险等方面存在关联性，因此理论上存在溢出效应的可能。然后，从虚拟经济、组合投资和行为金融等角度对股市和债市溢出效应产生机理进行了解释和阐述，并且指出溢出效应正是以两个市场的价格交互变化来引导资金流动，实现资金在金融市场中的二次配置。 第三章从发展规模、指数波动及收益率波动等方面全面研究了我国股市和债市波动的基本统计特征，为后续计量建模提供基础材料。从发展规模看，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发挥作用有限；债券市场发展虽然较股票市场在发行、交易等方面更为平稳，但其子市场、品种结构等存在显著的不均衡性。接着，股指和债指的总体波动分析显示两市波动整体进程趋同，但债市波动较为平稳且波动程度远低于股市，间接说明两市资源配置的不同特点。最后从平稳性、自相关性、非线性及稳态特征等方面考察了两市收益率序列的不同特点。 第四章对我国股市和债市的溢出效应进行数量检验。由于股市和债市溢出影响因素复杂，从机理角度建模十分困难，而VAR模型对理论经济模型的约束限制不强，故适合进行溢出效应的存在性检验。于是本节在构建了股市和债市DVAR模型基础上，利用Wald和LR检验发现两市双向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但整体溢出影响较低，其原因主要与宏观经济环境变动、市场相对分割及投资者“本土偏差”倾向等因素有关。同时结论也进一步说明目前两个市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资本或资金不能在市场之间自由流动；参与市场运作的投资主体也不能自由跨市场操作；这样直接导致各个市场之间在信息收集、风险分散等基础功能上效率较低。 接着，考虑到我国债券市场特殊的内部分割结构，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些债券子市场和股市之间的溢出关系。通过VECM模型分析了交易所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与股市之间的内在波动关系，结果看到交易所市场较银行间市场对股市波动影响更大，而银行间市场受交易所市场波动更剧烈等等。这些结论说明对于债市中的主导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由于只允许大型金融机构投资交易，而限制大量闲散资金进入股市，所以市场的波动无法通过资金链的联系纽带对股市产生更大的影响，市场之间难以形成一个有效连动的金融体系，价格信号无法能快速传递到其他市场，因此这是限制股市与债市资源合理流动配置的最主要原因。 第五章对股市和债市溢出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由于影响股市和债市波动的因素复杂，故利用信息来源的不同渠道将影响因素分解为共变和互变因素。共变是指股市和债市在受到相同因素影响时价格波动对其溢出关系的影响。在理论分析了利率、通货膨胀率等共变因素对股市和债市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后，利用多因素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它们对两市溢出效应的影响作用。从模型结果看，通货膨胀率、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等共变因素对股市和债市的溢出关系确实有显著性影响，说明了我国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但模型拟合优度偏低说明还存在其他因素对两市溢出产生影响。互变是指一个市场受到某种因素影响产生波动时，这种波动进而会对另一个市场也产生影响。它主要是通过投资者的套期保值行为来改变市场间的溢出关系，因此本节考察了投资者情绪这种主观因素的影响作用。选择新增开户人数反映投资者情绪波动变化，利用回归模型及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了它与两市波动的关系。 第六章研究了股市和债市溢出效应的数量特征：变相关结构特征。首先利用传统的相关指标测度了两个市场波动的相关程度，结果发现指标值逐年发生显著的改变，这表示股市和债市的相关结构可能在整个样本期间内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接着利用时间序列突变点诊断的ICSS算法验证了这种变相关结构的存在性。于是在考虑到两市波动的非线性、非对称性特点的基础上，构造了一种新的Copula衍生模型—门限混合Copula模型来描述市场溢出效应的变相关特征。 文章认为股市和债市的变相关结构主要是受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动及市场整体制度演进的共同影响，故溢出相关结构的变动取决于共变和互变等因素的力量对比。同时，在短短数年内我国股市与债市溢出效应相关结构出现频繁的大幅度变动也说明两个市场没有形成较为稳定的连通渠道，市场信息揭示效率低，信息效率传导发生扭曲，投机行为突出，从而导致金融资源在市场间的配置能力低下。 第七章研究了股市和债市溢出效应的的数量特征：聚集性特征。波动聚集性是指价格波动变化的不均匀现象，表现出较强的集束特征。研究溢出效应的聚集性特征有利于了解一个市场的价格波动是否会对另一个市场产生持续性冲击影响。由于本节要考虑多个金融市场的交互影响，因此需要将单变量的 ARCH族模型推广到双变量的 GARCH族模型，利用 MV—GARCH模型中协方差矩阵的时变特征来刻画股市和债市溢出效应的聚集性。在分析研究了各类多元 GARCH模型优缺点基础上，选择了BEKK模型测度股市和债市溢出效应的聚集性。考虑到残差不同分布类型和模型中参数矩阵的不同形式，选择了六类候选BEKK模型。在估计了候选BEKK模型参数后，通过AIC准则等拟合优度方法选择了 T—BEKK为最优模型，该模型更好的捕捉到了多元金融时序尖峰、厚尾的特征。结果显示，中国股市和债市溢出效应具有明显时变特征；两市收益率二阶矩表现出“尖峰”、“厚尾”特点，这反映了波动的“正反馈”特征，即当两市波动关系维持在一定水平时，当市场价格出现暴涨或暴跌，市场普遍认为这种交互波动关系会一直保持下去，这样会引导投资者连续相同的跨市场操作行为。不仅如此，股市和债市溢出效应影响不对称，，股市对债市影响大于债市对股市影响，这可能与股市相对债市在市场流动性及效率上更为优先有关。同时，协方差序列取值位于零值附近说明了两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信息流动等方面和成熟市场相比存在明显的缺陷。 第八章是对我国股市和债市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思考。首先分析了两市资源配置低效率的制度性缺陷，指出股权分置、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和证券市场相对分割都是造成资源配置低效率的重要原因。接着，提出了若干提高股市与债市资源配置效率的建议。最后，总结论文的主要结论并指出了若干今后研究的方向与重点。 全文以数据为基础，以实证分析为例证，探讨研究了股市与债市的溢出现状及从中反映出的资源配置效率，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将金融市场溢出效应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联系起来，从溢出效应这种新的角度来审视当前股市和债市间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得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认识从定性层面上升至定量层面。文章以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为视角，以溢出效应为主体，以定量分析为主线，构建了一个完整、系统的分析框架，丰富了金融市场溢出效应的内容，为政府部门提高股市与债市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数量方面的政策依据。 2、对中国股市与债市间的影响关系目前还基本停留在定性认识上，本文侧重从数量角度全面研究了两市溢出效应的内在关系。特别是将债券市场细分为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探讨了它们与股市间的溢出关系。在经验分析中使用诸如Copula、MV—GARCH等多种现代统计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率先发现了我国股市与债市溢出效应的变相关结构和聚集性等数量特征。这些研究结论从深度、广度上较国内同期其他研究更进一步。 3、提出了根据信息来源渠道将股市与债市溢出影响因素分解为共变和互变因素的新观点。共变因素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对股市和债市溢出影响的有限有效性。特别在研究互变因素时，考虑了投资者情绪这一主观因素对股市与债市的波动影响，并且对不同类型投资者在不同市场的行为进行了深入对比研究，得到了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有跨市场不同操作行为等有益结论。 4、对目前股市和债市波动关联性的不同分歧提出了统计角度的新见解：注重对样本区间内整体关联性的检验，忽视了不同阶段与市场波动的特定关联性。利用构造的拓展Copula模型—门限混合Copula模型验证了上述观点。不仅如此，新的Copula模型较传统模型更能说明两个市场变结构、非对称和非线性等特点。 当然，由于数据的来源和研究水平所限，论文还存在不足。例如，文章主要选择从经验角度研究股市与债市的溢出关系，对两市溢出效应的传导机理研究还不够；研究范围仅局限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可以将研究领域扩展至其他重要金融市场中。这些问题都将作为本人今后继续关注和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