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制度的关系历来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无论是文化决定制度,还是制度决定文化,其终极意义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政治的本质并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与传统政治思想研究不同,发端于现代行为主义学派的政治文化研究,摒弃了传统局限于文献和史料的哲学研究范式,开始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微观式地研究政治人与政治系统的关系。中国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引入这一研究范式,用于中国民众政治态度与政治发展关系的研究。由于文化的内生性和本土性的特点,决定了文化研究的路径根植于其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之中。西方政治文化研究范式毕竟是以西方哲学观为基础建立的,与中国传统和近现代的哲学观有很大差异,因此,在引入该研究范式时也出现了适应性和有效性的问题。基于中西方在现代化与全球化中社会物质生存形态的相关性,以及中国政治中强意识形态的特点,将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先进经验与中国传统和现代政治文化的特性相结合,仍不失为解读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一个有利视角。由此,笔者汲取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范式和内容,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和“人性论”为基础,重点结合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逻辑,提出了“政治文化向度”的研究路径,以期探寻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未来的方向所在。在本文提出的政治文化向度研究路径中,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调整和发展历程(1954-2012)为历时性考察过程,将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作为考察对象,从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的文化核心出发,分三个时期共时性解读政治文化转向与政治制度选择的关系。首先,分析各个时期主导性政治意识向度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并阐述该政治意识的主要内容；其次,概括各个时期由政治意识引导形成的政治价值取向,分析该时期政治制度形成的原则和宗旨基础,以及该政治制度的框架；再者,从政治制度环境中所建构的社会政治基础阶层的生存形态入手,分析政治制度影响下形成的政治基础阶层的政治心理。最后,进行历时性对比,分析不同向度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间的作用力关系。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时期,现代化、工业化及革命历史、国际共运、大跃进、“文革”等历史背景和现实的基础,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以“共和”为意识向度建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摸索中,中国共产党在摸索如何设计与人民民主专政相适应的政体的过程中,发现树立党的执政权威的必要性和现实性,从“共和”的价值转向“一元集权化”的价值,构建了以党委或党组为核心的、中央对地方全方位的、党政一体的政权组织形式。社会支持也是树立党的权威的重要内容。以一元集权化价值向度和党政一体的政治制度建构的社会政治环境,是以强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和单位、公社等集权化的社会结构改造推进的。工、农、知识分子三大政治基础阶层,在党政一体的政治制度塑造的政治生存形态影响下,加上传统政治文化的惯性,产生了意识和行为上,与国家意识形态高度一致的政治态度。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调整时期,基于“文革”、政权交接、社会建设受挫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加上实现现代工业化建设目标的严峻性,中国共产党将社会建设集中于政治改造的意识转向于经济建设领域,形成“改革”、“发展”、“稳定”的意识向度。在此意识向度为主导形成的“稳定发展”的价值取向中,中国共产党通过改善党的领导,完善原有党的一元化领导体系,改变集权化体制的特征,寻求集体化和制度化的领导模式,形成了以放权为主的一元多层的政治体制。在一元多层式政治体制的作用下,社会主要政治基础阶层的政治生存形态比前一时期未有实质性改变,仅在政治活动的自主性上有所增强,与前一时期高度一致性政治态度不同,此时期社会各阶层更多关注近身政治的影响力。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时期,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趋于稳定,社会发展的突发性显现。局部性或全球性金融危机、社会思潮、民族宗教、自然公共安全等问题,给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带来挑战。在调整改革思路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延续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的意识,在强调巩固党的领导权威的基础上,更加明确了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相互配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此时期建构的以精神文明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体化政治价值体系,突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强烈要求。与前一时期放权的政治体制不同,此时期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党和政府的关系放到了首要的位置。此时期国家与社会开始分离的社会价值观,影响了中国各阶层的政治心理。在高层引导和民间开放之间,引导出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最后,将三个时期进行历时性对比,分析新中国建国近六十年来政治制度建构中文化与制度的张力,探寻影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性因素和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