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标志我国国际商事法庭正式成立。其主要是为“一带一路”商事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和保障的机构,同时也为大型国际商事争议提供专业的司法处理方法。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紧跟时代潮流,是我国对外经济交往迈出的重要一步,其中“一站式”争议解决机制也具有时代创新性。“一站式”争议解决机制指的是在国际商事法庭中,调解、仲裁和诉讼三种争议解决方式之间存在统一的链接路径和融合的配套措施,当事人能够在国际商事法庭中选择合适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节约时间和金钱成本。与世界上已设立的其他国际商事法庭不同,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将调解程序纳入其中,并拥有自己的调解员机构。相比我国传统的诉讼中调解模式,其审前调解机制更具独立性,能够充分发挥调解在国际商事争议处理中的独特优势。作为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ADR）的重要程序,现代调解的最核心价值为当事人的自愿性。当事人在调解程序中拥有非常高的自由度,许多调解程序的设计以及调解员的选任等事项都能够由双方当事人协商完成。在签订调解协议时,也须双方当事人都对协议的内容无异议。因此,当事人会一般都会自觉地履行调解协议的内容,使争议得到实际解决,也有利于商事活动当事人之间关系的维持及缓和,达到营造稳定、便捷国际营商环境的目标。当事人的自愿性需要调解程序规则的切实保障。在调解程序中,能够保障当事人以自由意志参与调解的原则性规定主要有两项:调解保密性原则和调解中立性原则。调解保密性原则能够保障当事人和调解员在调解中作出的表达不至影响后续程序的进行或损害自身的利益,而调解中立性原则能够避免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受到欺骗或胁迫,从而让当事人作出最真实的意思表示。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机构,其审前调解制度仍存留我国传统诉讼调解的弊端,对于调解保密性和调解中立性原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缺乏对于当事人自愿性的保障。因此,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审前调解程序规则需要进一步完善。对于调解保密性原则,重点应放在应予以保密的信息以及保密性的例外两个问题上,以各国当事人能够普遍接受的方式制定规范内容;对于调解中立性原则,应强调调解员保持中立地位的义务,注重调解员的素质培养。在依靠调解程序保障当事人自愿性的同时,也要意识到,无论调解规范的规定如何完善和详细,在实施中,始终会有因各种现实原因出现调解协议瑕疵,导致调解协议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因此,国际商事法庭应设立适当的救济措施,让当事人在调解终止后,可以申请法院对调解过程中存在的有失公平或阻碍自愿性行使的各种情形进行纠偏,并对于该过程中产生的瑕疵调解协议的效力进行再次审议。若调解过程中确实具有影响当事人意思自治并直接影响调解协议协商和签订的情形,则应否认该调解协议的效力,以保证当事人的正当利益不受损害。这一救济程序是对调解自愿性规则,即包括保密性规则和中立性规则在内的调解重要程序规范的事后保障,是对调解自愿性原则的制度维护。《民事诉讼法》将再审作为我国诉讼调解协议的救济程序,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也是如此。然而,再审作为审判监督程序,不论是从法理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无法满足调解当事人纠正调解协议瑕疵或者转换争议解决程序的需要。调解协议因其产生过程并不严格,难以拥有与判决同等的强制力和说服力,而调解过程的完结也不意味着诉讼过程的终止,且再审作为审判监督程序,其程序启动本身即需要保持有限的特性,难以给予当事人切实的救济。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一站式”争议解决机制的设立是为了在解纷过程中各个程序互相之间运转顺畅,在调解不成时,继续诉讼是更好的选择。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审前调解制度在我国传统调解理论和多年来司法部门和民间组织调解实践的基础上,吸收国际新理论和实践经验,力求打造更加便捷、专业和现代化的调解制度,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现存的规定仍由很多不当之处,通过对现代调解基本原则的理解和讨论,可以对于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审前调解规范进行完善和重构,以更好的服务于促进国际间商事发展、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稳步前进的重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