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体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除了产生经济效应之外,还将对政治、社会、文化等非经济领域造成非预期性影响,本文将这种影响定义为税收溢出效应,并重点研究其中政治文化的塑造过程。为此,本文以政治文化中的体系文化、过程文化、政策文化为分类,逐一分析了税收溢出效应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塑造机制和效果,并据此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塑造进路提出建议。首先,税收溢出效应在体系文化层面的体现主要集中在对政治认同的塑造上,税收体制以角色社会化中角色权利与义务的明确为塑造机制,推动国家、体制和政府的三重认同变迁,其中认同的提高为其正效应。在国家认同方面,直接税和间接税的不同特征通过公民税负感差异,影响其主权者观念,而中央与地方关于税收管理权的博弈则影响了国家认同的指向,通过税收所蕴含的权力属性塑造着公民对共同体的认知和想象。在体制认同方面,体制认同以权利观和义务观为基础,其中征税权的演变彰显着权利观念的革新,而征税方式则推动着义务观念的变迁,共同激起体制认同。在政府认同方面,税收体制带来的利益认知是其基本影响因素,通过对税收决策制定、执行和评价三个阶段中公民权利的保障,加强利益感知程度,以提高政府认同。其次,税收溢出效应在过程文化层面的体现主要集中在对公民参与感的塑造上,税收体制以角色社会化中角色关系的改变为机制,推动公民能力感和信任感的双层演变,其中公民参与感的提高为其正效应。在公民能力感方面,它体现的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对互动路径的设计实际上是双方互动的基础,通过对税收开放路径的探究,我们发现公民在征税过程中所拥有的开放路径,将推动公民选择不同的策略组合,从而对国家决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一过程和后果将塑造不同的公民能力感。在公民信任感方面,则体现的是公民之间的关系,税收体制的改革改变了他们在税收过程中的博弈格局,主要包括税收体制的民主化和去人为化的改革趋势,税收制定的代议制程序使得公民具有共同参与的利益动机和渠道,对税收权力的监督延续了立法过程中公民的同一阵线,进一步营造公民的整体感和信任感;而去人为化的改革趋势则聚焦现代信息管理技术在税收体制中的运用,通过科学工具的客观性和高效性,以及数据的共享和透明,有效消除私意空间,保证陌生人之间信任和共识的存在。最后,税收溢出效应在政策文化层面的体现主要集中在对公民社会理想的塑造上,税收体制以角色社会化中税收的角色定位和角色间的非正式期待为机制,推动社会理想目标和实现路径的内在变动,其中引导适合国情的社会理想为其正效应。在社会理想目标方面,它受到税收角色定位的影响,包括修正作用和支持作用,本文主要分析了所得税和流转税的不同功能和目标定位,感知其传递的特定政治价值和理念目标,以及对公民社会理想产生的修正作用,并通过制度和资金等硬性的支持作用,加强税收角色定位对社会理想目标的影响,这在环境保护税的设计上尤为明显。公民对社会理想的实现路径的偏好,则制约于角色间的非正式期待,而税收体制的设计中包含对理想社会中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将对这种期待产生影响,本文从激进和改良、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市场这三对关系出发,讨论不同税收体制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分析其中公民对政府、市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等角色的非正式期待。通过上述分析,本文用权责划分、税收体验、税收功能分别对应体系文化、过程文化和政策文化,提出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塑造进路。首先,以权责划分巩固政治认同,包括公民的权责建设和央地的权责建设,前者体现在立法参与权和直接税建设上,后者则是通过央地权责划分,在较高的国家认同和健康的地方认同之间找到平衡点。其次,以税收体验的改善提升公民参与感,包括通过税收参与路径培养公民能力感,通过现代化征管方式的建设提升公民信任感。最后,以税收功能的创新引导社会理想,包括构建“双主体”模式的税制结构,以及建设有限的政府税收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