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以及计算机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为标志的第五次信息革命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特点。从互联网社会的形成及依存关系看，它不是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彻底抛弃或重构，而是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新技术和社会结构相互嵌置的产物。在政治领域，网络舆论、网络民主、网络权利、网络决策等日益成为影响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网络背景下政治系统能否完成自身调适，能否实现政策议程设置方式的转变将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在本文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阐释主义和实证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传播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多学科交叉视角对政策议程设置进行研究，并结合国内外文献成果，归纳形成“网络公共领域—公众议程—政策议程”的理论建构。最后运用跨案例研究方法，对原理论假设进行印证，并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修正和完善的措施。本研究认为，政策议程设置是在触发机制作用下而产生的一个连续的、多阶段的递进过程。这种变化过程和特点在理性模型和非理性模型之中都有不同的体现。为缓解政策议程的理性模式与普适性之间的矛盾，“权力距”模型作为一个改良模式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政策议程设置过程是各主体相互竞争的过程，排斥的价值体系、封闭的政治系统、隔阻的信息传递和隐蔽的议程操纵等多重因素容易对政策议程设置构成障碍。政策议程设置离不开政策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网络的普及实际扩大了公众的话语权，有利于民主参与和网络协商，使日益被公共权力和商业资本侵蚀的公共领域获得重新崛起的希望。究其内在效应而言，网络公共领域具有重塑功能、整合功能、协商功能、批判功能。而外在效应在于搭建了政治公共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民意反馈渠道，有助于提升政策质量，增加公众对政策行为的认可。在网络情境下，公共决策机构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输入——转化——输出”关系具体表现为网络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之间的互动转化关系。在网络化背景下，精英主义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多元主义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和公民参与式议程设置模式都发生了变化。网络扩大了公民参与渠道，使原先局限于精英和少数决策者的政策议程设置日益受到挑战，另一方面，网络并没有完全消除公民参与的不平等，原有的政策主体也千方百计地将网络纳入决策过程，并对自身的决策模式作出调适。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在政策议程设置过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后，公民的主体性复位迫使政策议程设置由少数政治精英的“锁定”状态向公民参与政策议程设置的趋势变化。尤其在网络条件下，政治精英能够觉察到社会需求并主动将其提上政策议程，或者公众作为外在参与诉求者利用网络动员迫使决策者对政策问题作出回应。网络公共领域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方式和特点可以从不同的网络案例分析中获得解释。通过对比“孙志刚事件”、“厦门PX事件”和“新医保改革”等三个不同的典型案例，发现政策议程设置的外部环境、运行过程及主体等方面已经出现了新的特点和变化，但政策议程与网络公共领域之间的脱配也导致了政策议程设置的被动性、应急性和非理性等问题。因此，为推动政策议程设置的有序发展，需要及时、有效地调适网络、传统媒体、政府、非政府组织、公众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更加民主、开放、透明、高效的公共决策系统。但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