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中国文坛各种文学流派风起云涌之时,师陀不盲从于任何一个流派,其小说创作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价值取向倾向左翼文学的小说集《谷》获得京派文人主办的《大公报》文艺奖金。在全民抗日慷慨激愤之时,其小说集《果园城记》却带着浓郁的怀旧气息与牧歌色彩。久居于都市却写出充满乡土之恋的小说《结婚》。学界常常根据其小说创作的题材进行或是乡土小说或是都市小说的研究,从而不能对师陀建国前的小说创作进行一个整体、全面的评价。纵观师陀的小说创作,无论是书写乡土还是描摹都市,乡土观始终贯穿于师陀建国前的小说创作里,并且在不同的阶段存在着变化。论文拟分为三章,第一章论述芦焚时期(1931年—1938年)师陀小说创作中冷峻面对乡土世界的批判态度。师陀以启蒙者的眼光认为乡土世界痼疾难复,毫无生机与希望,所以他在小说创作中通过人物形象类别化、人物的生存状态荒诞化及环境描写意象化的处理方式,凸显出其背离乡土世界,寻找现代文明的抱负。此阶段的小说创作,由于受左翼文学观念影响较大,所以他的批判总是显得用力过猛,从而使该阶段的小说创作缺乏一种浑然天成的圆润,但其思想价值不容忽视。第二章论述从芦焚到师陀过渡时期(1938年—1946年)师陀小说创作中眷恋与批判交织的乡土观。由于存在时间与居住空间的独特性,左翼文人的排挤及早年受京派文化的浸润,师陀产生了眷恋乡土之情,其小说创作中出现了知识分子还乡的模式,这和芦焚时期的非知识分子还乡的理想有所不同,此时期其营造了一个沉重的世外桃源,生命存在的状态也由百顺街的变态逐渐走向常态,甚至出现了一抹生命力顽强的亮色。在小说创作中贯穿了一种渴望还乡却还乡无乡的焦虑感,进而在时代的变革中思考生命存在等永恒主题,使其小说创作达到哲学的高度。第三章论述师陀时期(1946年—1949年)乡土俨然成为入城小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久居都市的师陀在上海这个现代都市中找不到存在的位置,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理想化了的乡土成了他精神世界的寄托。通过现代都市与理想乡土的比较叙述,师陀批判现代文明进程中产生的负面性,从而凸显乡土是其精神家园的理想。而乡土情结恰恰是其徘徊在左翼文学及京派文学之间的砝码,对乡土的向往使他该阶段的小说创作靠近了京派文学。以师陀小说创作中乡土观的变化作为切入点,可以更加深刻理解师陀的小说创作的艺术价值及思想价值,也可以走出师陀是“京“是“左”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