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是儒家的经典,原为《礼记》中的两篇。宋代朱熹确立理学体系是《大学》《中庸》脱离《礼记》,成为《四书》的组成部分的一个重要标志。清中期以后出现了《大学》《中庸》复归于《礼记》的思潮,这一思潮的出现,是清代考据学兴盛的结果。四库馆将《四书》的注解之说分成阐释义理的《四书》之学与强调训诂的《礼记》之学,在四库馆里分别进行收录,认为《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郭嵩焘的三部《质疑》著作, 《礼记》及《大学》《中庸》研究专著,正是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写成的。其中, 《礼记质疑》基于《礼记正义》,关于《大学》《中庸》二篇,对郑玄的注释、孔颖达的注疏作了大量辩驳,对郑玄、孔颖达阐发的义理也有所批评。 《大学章句质疑》、 《中庸章句质疑》则立足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大学章句》、 《中庸章句》,通过对朱注的考证、补注、修正,形成具有特色的理论。郭嵩焘的《大学》《中庸》研究建立在对郑玄、孔颖达、朱熹的吸收和批评的基础上。他采用郑注古本的《大学》结构,批评朱熹《大学章句》中的《大学》结构； 《中庸》结构则接近朱熹,又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划分了《中庸》的上下卷。这些努力都表明郭嵩焘有选择性的吸收郑玄、孔颖达、朱熹等人的理论成果,力图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义理方面,郭嵩焘也对郑玄、孔颖达、朱熹的理论做了新的诠释。比如, 《大学》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三纲领、絮矩之道和理财用人之道三方面, 《中庸》的“中和”、“知仁勇”以及作为理学核心概念的“诚”,他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郭嵩焘的《大学》《中庸》研究具有三个鲜明的理论特色。首先是汉宋兼采,对郑玄、孔颖达、朱熹的思想都有所吸收,理论体系中既采用郑注,也批判性的吸收朱说,体现出汉宋兼采的特征。其次是湘学传统,在修正郑玄、孔颖达、朱熹理论的过程中,明显继承了湖湘学者尤其是周敦颐、王夫之的理论成果。最后是经世致用,高度关注时事,哲学思考的最终指向是解决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