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为现代社会寻找最具有本质性和普遍性的表述时,作者愿意把它称之为“技术和资本的共谋”。在作者看来,这种共谋正是现代性的现实基础,进而是现代社会的总结构和总核心,这种“总”体现在现代社会的各种具有根本性影响的问题和特征多来源于此共谋关系。这种共谋的强大和坚硬之处在韦伯那里被称作“铁笼”,在海德格尔那里被表述为“座架”。马克思从社会运行的基本关系出发,按照社会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本身,展开对于现代性之根本逻辑的批判性阐述。他试图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发现突破此共谋机制的可能性。依据以上基本的理论认识,作者展开此课题的研究。文章是从技术与资本共谋的视角研究现代性问题,也是从现代性的问题域研究技术与资本的共谋。文章认为技术和资本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机制和根本逻辑,各种现代性思潮关于技术批判和资本批判的热闹程度便是社会意识上的明证。文章认为单独的技术批判和资本批判都不足以解释完整的现代性,必须把这两种批判结合起来,从技术与资本共谋的立场出发才能通达现代性的整体机制。同时,也只有兼顾资本才能真正地理解技术,统筹技术才能全面地认识资本。文章基于人类文明的历史现实,通过对马克思、韦伯和海德格尔等人相关文本的互证解读,从逻辑原则、实体和过程、逻辑的扩展等三个层面阐述了技术和资本的系统结构,进而分别从这三个层面探讨了技术与资本的共谋机制。文章认为技术和资本并不单纯是外在的互助关系,也是内在的相互拱卫和相互塑造。现代技术和现代资本的产生与演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技术和资本的共谋体现在逻辑原则层面的深度契合、实体和过程层面的多维互动。技术与资本共谋的扩展过程就是对于现代性的建构过程。文章认为技术和资本的共谋是现代形而上学的现实基础,现代形而上学、技术和资本三者的相互支撑与内在互动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框架。技术与资本的共谋塑造了现代世界体系,导致了全球风险社会,现代性的种种特征也都可以在这种共谋中找到根源。技术与资本的共谋具有内在边界和限度,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文明的危机。这种共谋机制还具有脱域性,此共谋机制的展开可以形成一元多模式的现代性格局。技术与资本的共谋产生于现代社会缘起的欧洲,展开于世界体系的形成,深化于全球化的今天。从二十一世纪人类面对困境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来看,现在是这种共谋关系继续深化的时期。由此,文章认为二十一世纪是现代性继续深化的世纪。